本报记者 慈鑫 郭剑
编者按：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之前对全运会奖金过高的担忧，如今看来绝非杞人忧天。随着各地方对奖牌获得者物质奖励额度的水涨船高，其副作用也在全运会上愈演愈烈。全运会被称为“钱运会”，十运会上滋生出的种种怪现象，也多被归咎于金钱惹的祸。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多方人士，从他们那里，我们不难对金钱与全运会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获得新的认识。
运动员现身说法
张国政：没奖金赛场也不干净
云南举重运动员张国政在此次全运会上失手，按规定几乎拿不到任何奖金，但他仍然认为丰厚的奖金对运动员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他说：“重奖意味着大家对运动员地位的一种认可，况且如果没有重奖体育界也仍然还会是这个样子。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以前没有这么多奖金，但那时候的赛场也没干净多少，用禁药的、贿赂裁判的、搞猫儿腻的，也多了去了。所以现在这个年代，各行各业都在讲经济效益，你没有物质方面的奖励怎么行？
“如果全运会上各地区真的一分钱奖金都不给运动员，或者奖金很少，平时辛辛苦苦训练的运动员就很难得到经济回报，那样的话，搞体育的人只会越来越少，没人再愿意来吃苦了。
“所以对金牌运动员就该重奖，表面上看一枚金牌三四十万元，但全运会4年才一次，平均每年也就不到10万元，这笔钱和运动员训练经受的痛苦相比，真的不算多。”
郑洁：有钱没钱不影响取胜欲望
四川网球运动员郑洁在本届全运会上和晏紫一起拿到女双金牌，而对郑洁来说，奖金绝非她和晏紫拼下这枚金牌的最大动力，郑洁说：“我个人认为省体育局奖给我多少钱并不重要，当然这只是我的想法，别人是不是也这么想我不知道。”
“和东部那些经济发达的富裕省份比起来，我们四川省给全运会冠军的奖金差远了，但我来全运会打比赛是为了证明我的实力，对我来说无论什么比赛都要全力以赴，跟最后拿多少钱没有关系。”
作为国家队主力队员，郑洁表示：“我的水平就摆在这里，巨额奖金对我不会有更大的激励作用，即便没有奖金，也不会影响我比赛的心态。
“当然，打这样的比赛会有一定压力，因为全运会比赛和国内其他比赛有很大不同，主要是领导都非常重视，他们会有很大压力，这种压力多少会传染给我们一些，但这和我们的奖金没有关系。”
肖军辉：重奖是对青春的补偿
湖北400米栏选手肖军辉是个很普通的运动员，他很辛苦才跑进这次十运会的决赛，基本与奖牌无缘，但他仍然认为要对金牌运动员给予重奖，“这再正常不过了，这是那些能拿到金牌的运动员应得的回报”。
“我们运动员是吃青春饭的，绝大多数运动员在退役时才发现，自己几乎什么也没得到。对我们来说，必须要特别努力训练，才有可能拿名次、拿奖金，夺得金牌则更难，所以重奖他们我一点意见也没有，这是对运动员最好的激励。
“我们的同龄人大都在学校念书，或者在社会上积累工作经验，而我们只是天天训练，而且拿的工资、补助都很少，所以，大家都想好好练，出点成绩，为以后作些积累。”
肖军辉说：“至于赛场上的混乱，为了金牌不择手段，最根本的原因不是运动员奖金的多少，而是由于很多因素的影响，我想就算运动员拿不到奖金，有些赛场也不会比现在强多少。”
教练员观点不一
谢昭：仅靠精神鼓励已无可能
北京网球队教练谢昭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奖金的设置对激励运动员更好地发挥水平有着很重要的作用。现在是商品社会，每个人都在追求更好的生活，精神奖励或象征性地进行物质奖励已不适合现在竞技体育的发展。
“运动员也有追求更好的生活的权利。但现在，他们除了训练就是比赛，除非有额外的奖励，否则，他们的付出怎么可能会有比较好的回报？
“关于全运会的奖金，其实，各地方领导的压力都很大。领导肯定都希望自己的运动员能比出好成绩，但他们肯定清楚，对运动员仅仅靠精神鼓励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各个省才会纷纷出台各种奖励办法。
“我承认，物质奖励是有副作用的，大家应该都看得到，这次全运会上已经发生的一些纠纷、争议，或多或少都和‘利益’有一定的关系。但我觉得，如果没有奖金，运动员很可能就没有这么强的动力。”
唐昌冬：奖金让队员患得患失
四川垒球队教练唐昌冬在接受采访时称：“我认为全运会奖金的设置对提高运动队成绩没有任何作用，至少对我们队来说是这样。省里目前还没有公布对运动队参加本届全运会的奖励办法，但奖励标准估计会比上届全运会提高不少（上届全运会，四川省的冠军运动员奖金为8万元）。在我看来，奖金的设置只不过可以让运动队的生活质量提高一些，并不会成为激励运动员发愤图强获得好成绩的决定力量。
“实际上，我倒觉得奖金对于运动员来说是一种负担，容易让运动员患得患失。我不认为奖金高了，运动队的成绩就会高，奖金少了，成绩就一定会下降。奖金与成绩间没有直接关联。我们队参加十运会也不是为了奖金而来，即使没有奖金，我们该怎么比赛还是会怎么比赛。
“激励运动员的动力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条件一定不是奖金。”
总局希望设奖有度
冯建中：奖金设立应该有度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中认为，全运会奖金的设置要有个度。“物质奖励是有它存在的必要性的，各地体育的发展肯定也需要有物质奖励，但不能过头。”
“因为每个地方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发展水平不一样，所以，不可能要求每个省市的奖金标准相同。这个标准由当地政府考虑和制定，总局也不可能硬性规定。
“这次全运会发生了一些争议和纠纷，但我认为这些事情并不都是因为奖金或利益原因造成的。但我们希望，各地能把对运动员、运动队的精神奖励放在和物质奖励相同的地位上，要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一起进行。
“其实，既然来参加全运会，每个运动员、每个运动队肯定都是想拿冠军的，这种对冠军的追求才是真正激励运动员、运动队的根本动力。”
李桦：奖励标准中心不好过问
国家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李桦认为：“至少从目前来看，地方上的全运会奖励机制还没有影响到国家队队员的正常训练和比赛。我的观点也是，奖励需要有一个适度的标准。”
“没有奖励，那肯定不行。地方上对全运会都很重视，也为全运会投入不小，他们肯定是需要获得成绩的。不对运动员、运动队设立奖励办法，那依靠什么来激励队员去获得成绩呢？队员不能获得成绩，那显然就会打击地方上发展体育的信心和士气。
“只是如果奖励的标准太高，就又会对运动员产生不良影响，会让他们把经济利益看得太重。
“总局领导也已经谈了意见，说到底还就是一点，‘让奖励机制发挥积极作用，并尽量减少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专家叫停全运会
金汕：全运会已成利益分配场所
北京市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汕说：“很多坏风气的盛行都是因为‘钱’的缘故，重金奖赏金牌运动员给全运会的赛场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大家都看到了，我个人认为全运会不该重奖金牌运动员，全运会到了必须全面反思的时候了。”
“运动员的任务就是要在比赛中拿金牌，或者退一步说要发挥自己的最好水平，这本来和奖金根本不沾边。但现在各省市体育局为了自己的面子，互相攀比，你发10万元我发15万元，我就比你水平高，水涨船高，大家一开口就是利益分配。
“而且给运动员重奖名义上是为了提高比赛成绩和比赛质量，但实际上大家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惜血本，大量的花费用于拉关系等不正之风，这也是相当大的一笔开支。
“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为了要证明国家的强大，为了在世界上获得应有的地位，采用举国体制大力发展竞技体育，到现在已经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目前我们国家在各个领域的成就，已经足以证明我们的综合国力，再用全运会来证明的话，代价实在太大了。
“动用如此大规模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搞一个全国运动会，全世界只有咱们一家，所以我建议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取消全运会，大力发展全民健身，同时控制竞技体育所带来的各种恶性竞争。”
郑也夫：全运会已无存在意义
长期关注体育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对全运会奖金问题不屑一顾，在他看来，讨论奖金问题没有任何意义，“要不要奖金，奖金是多少钱，这是第二层次的问题，也是本来就不应该出现的问题，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是到底要不要全运会的问题。”
“现在的运动会，不外几个意图，一是老百姓找乐子，二是国家找面子，现在全运会根本没这方面的功能了，那就不该再办了。至于选拔体育人才，那是单项体育比赛的功能。所以在我看来，全运会根本没有再办下去的必要。
“其实很多地方也不愿意这样大张旗鼓搞全运会，但他们也没办法，怕丢脸，所以只能硬着头皮参与，跟其他人一起恶性竞争。
“所以如果没有全运会，那么奖金问题，赛风赛纪问题就统统不是问题，没有立足之地了。上世纪50年代末，因为国际政治原因，我们自己办全运会，但现在老百姓看亚运会都快提不起精神来了，就喜欢看奥运会，你说这个全运会还有什么意义？”
易剑东：关键是奖金由谁出
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易剑东说：“确实有运动员你不给他钱他就不出力，但关键是我们国家在体育这方面还没有一个健全的资金管理机制。”
“比如前段时间有报道说奥组委拿出2000万元用作北京奥运会的奖金，如果和这个数字比起来，全运会的重奖也不算过分。所以和奖金额度比起来，我更关心这笔钱从哪里出，就是说奖金的来源会不会影响到各省市体育局日常活动的开展，比如本该用于全民健身的款项。
“全运会的资金投入是由国家和地方政府共同投入，但是这方面的投入要有专项资金使用批文，要在审计部门的监督下完成，这样大家才清楚有没有必要用这么多钱，这些钱究竟都用在了什么地方。
“我们搞全运会本来是为了展示我们国家的体育水平，展示民族的精神风貌，但现在全运会已经与初衷错位了，根源不在于给了运动员多少奖金，而在于地方体育局都把金牌看成面子工程，从而不遗余力地谋取自己的最大利益。”
地方领导谨慎小心
张振河：物质奖励是必须的
河南省体育局局长张振河对于奖金问题，本不愿多说，在记者的再三请求下，他的回答是：“对运动员的物质奖励是必须的，作用很大。”
宋继新：理想缺失后的不得已
吉林省体育局副局长宋继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理想利益”缺失后的不得已。“对运动员进行物质奖励，对于现在各省市来说是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激励运动员的方式。这是中国运动员‘理想利益’缺失的表现，在‘理想利益’（即超越自我的意识）缺失的情况下，只有‘工具利益’（即物质的诱惑）才能刺激运动员，但物质的诱惑会让一个人变成物质的俘虏，而丧失追求理想的自我意识。”
孙康林：积极意义大过消极意义
同样不愿多谈的北京市体育局局长孙康林表示，运动员既然付出了，就需要回报。“我们认为对运动员进行奖励积极意义远大于消极的一面。我们也从来没有把奖励的标准定到不符合实际的地步。”
与此同时，更多的地方体育局领导在听到记者采访关于奖金的话题时，采取了三缄其口的态度。
本报南京10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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