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文字D，DAKAR的D。

　　只是不想每天上班、下班、在地铁里变作一条罐头沙丁鱼，不想回到家做饭吃饭洗碗，然后累得只想睡觉。所以选择离开，离开一群人，离开一份工作，离开一个城市，离开一种生活，最终，投身沙漠。这样苍白的心路显然并不足以解释达喀尔和一些在每年年初风驰电掣奔往达喀尔的人。

　　2003年，辛迪丽·韦德第一次参加达喀尔拉力赛。她的身份除了车手，还有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成员，以及，塞内加尔总统之女，国家公主。她本可以冬天去滑雪，夏天去航海，在每个流光溢彩的夜晚一身路易威登出席名流宴会，而不是在太阳底下郁闷地吐着口水，以漱去满嘴的沙尘。

　　1987年，尤塔·克莱恩施密特作为旅游者偷偷骑着摩托车混进了达喀尔拉力赛的正式参赛队伍，无法阻挡的刺激体验让她后来名正言顺地开着车和一群男人一争高下。一次连夜赶路的途中，男领航员不停打着瞌睡，为了避免他的脖子在汽车的剧烈跳动中分为两截，克莱恩施密特用绳子固定好同伴的脑袋，自己抖擞着精神驾驶。死亡之旅在她看来只是一项减肥运动，“基本上我跑完一次拉力赛就会瘦3到5公斤。”

　　2004年，卢宁军已经有了一个安稳幸福的家，他有一个在外贸公司工作的妻子，一个正在念高中的女儿。但在46岁那年，他义无反顾地把生命挂挡，冲进漫无边际的沙漠。今年，是他的第三次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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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年6月8日，著名登山家乔治·马洛里在珠峰遇难。在那之前不久，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问他为什么要去攀登珠穆朗玛峰，后者淡淡地回答：“因为山在那里。”

　　因为山在那里，因为达喀尔在那里，因为每当看见玫瑰湖，很想说声我爱你。

　　无论巴黎、巴塞罗那、里斯本，起点在变，但终点始终如一。达喀尔就是这样地坚守，而且迫不及待，让新年的钟声紧挨着引擎的轰鸣。每年世界体坛的第一项顶尖赛事，似乎在以强势的姿态给世人作出体育的定义。

　　和追求极致速度的F1相比，达喀尔没有观众席，半个多月的赛程也不具备一个多小时比赛的那种集中观赏性，而已经过去的27届达喀尔拉力赛，已经夺走近50条人命。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容易断送生命的地方去寻找生命的真谛？

　　4年之前我在北京体育大学采访正准备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张健，他在办公室里一再向我强调，从体育的角度来说，人与自然并不存在谁战胜谁的问题。比如你坐宇宙飞船到了月球，那你不能说就战胜了月球和地球。我自己所做的也不叫挑战自然、征服自然，而应叫亲和自然、挑战自我。

　　所以，尽管危险，但达喀尔毕竟体现出天人合一的气质，不像越来越程式的F1赛车，赛手似乎更多是在与面前的按钮较劲。看似背离，实则贴近；看似地狱，实则天堂。风言风语风吹沙，这种大漠英雄传的气度，不是舒马赫和他的法拉利F2005或者银石赛道，更不是周杰伦和他的AE86或者五连发夹弯，可以比拟。

　　人类本来就不该和钢筋水泥混凝土贴得太近太紧，对这些在非洲沙漠里流汗的人而言，只怕没有更大的挑战。已经在汽车组和摩托车组夺得八次冠军的法国车手彼得汉塞尔，在全球范围内的名气还远不及环法七连冠的阿姆斯特朗，达喀尔怎么看都不是一个可以造星的比赛。在这里没有英雄，因为英雄就是勇敢投身的每一个车手。他们的故事会让北五环上高速通过的一辆宝马X5或者Range Rover看起来多少有些可笑———都市里怎么越野呢，给点沙尘暴你就当撒哈拉了？

　　一切都可以简单地还原，一如《摩托日记》。这部扛着阳光去流浪的电影，讲述的是梦想，是冒险，是两个年轻人在8个月里横穿了南美大陆。而达喀尔，似乎正是切·格瓦拉的非洲版传记，每一粒黄沙都是情义。

(责任编辑：大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