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体育界和舆论界有一种说法，说真正的体育运动中的体制改革要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那时候会有大的变动，而此前，谁也不最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成绩问题负最后责任。这种说法，从实践上看，确实有道理。因为，谁最保险现在为体育运动这所房子接梁换柱时，房子不塌呢？

　　如果，我们从中国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上来看，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一种推断，那就是所谓的体育运动的体制问题只能在体育运动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有指导地逐步解决。它恐怕不能靠某个方案在短期内就会奏效的。无论是2008年大限之后，还是2008年大限以前，这都是一个实践探索和事业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需要各种不同因素和条件间的互动。它与我们整个国家政治管理职能的变化是相关的。

　　中国体育运动的发展有其复杂的性质。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一统，管办结合到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业因素，行业组织，商业运作，社会自管理能力等因素的相继介入。现在的所谓“举国体制”，与计划经济下的“专业队训练”还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体育领导和主管部门的管理方式也是有变化的，这种复杂性不能不予以承认。简单化的做法恐怕无益于发展。

　　中国体育运动的权力结构也有它的特殊性。体育运动脱离不了党的领导，正如其他各种事业都应该在党的领导之下一样。问题在于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这一点是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在体育运动上的权力结构有很大不同的。我曾经提出过“懂体育的政治家”和“懂政治的体育家”的问题，这两种类型的领导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应该互相补充。这两者之间都贯穿了政治与业务的结合问题。体制的改革，我看也脱离不了党领导下的权力结构。

　　中国体育运动本是也有它的特性。体育运动是德智体美全面的素质教育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大文化的范围之内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体育运动和当时整个国家的“一穷二白”一样，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并为西洋人所取笑。称我们“东亚病夫”，因此，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具有“振兴中华民族”，“赶脱世界先进水平”的情结。这是历史造成的，不能简单地道之以“民族主义”。这样的情结会随者历史的发展而之谈化，随者体育运动的发展而升华为“为世界体育运动发展作贡献”的责任。

　　　纵观二次世界大战后六十多年的历史，至今还没有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完全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而在体育运动方面，过去落后的所谓“东亚病夫”，现在被世界公认为体育强国之列。这是历史给出的评价。我们不宜看轻自己，轻易随人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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