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去年九、十月间，国家女子网球队队员李娜两次炮轰国家队体制时引起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强烈反应一样，上周末，网球管理中心主任孙晋芳针对彭帅等队员发表了“眼里只有钱、缺乏爱国精神”这样严厉的公开讲话。

　　在国际上高度职业化、市场化的网球运动，却在取得奥运会历史性突破之后不久的中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让孙晋芳这样的网球运动管理者不得不为能否完成北京奥运会的夺标任务而忧虑，更从一个层面反映出中国现有竞技体育的管理思想和体制与体育精神和体育社会化活动的本质属性间的激烈冲撞。

　　自主投入与国家培养谁更有热情

　　“国家培养了你们，你们就要有责任感、使命感。你现在老是说国家队不好，但不正是国家队培养了你吗？你能有现在的成绩，离得了国家的支持吗？”两个多月前，孙晋芳就曾这样回应过反复炮轰国家队体制的李娜。

　　这一次，孙晋芳再次指责部分队员眼里只有钱，说她们不断地提条件，却不愿也不敢承担回报国家的责任。

　　孙晋芳还指出：“举国体制和职业化有冲突，冲突的焦点其实就是个人回报。中西方培养模式不一样，西方职业球员以个人家庭为起点以商业赞助和参赛奖金为出路，而中国球员几乎从小到大都是国家投资培养，因此为国效力是天职。”国家培养一方面为中国网球运动员的成长提供了多方面的保障，但另一方面却也造成了运动员对自身所具有的国家培养身份的困惑。

　　常年在海外训练、比赛的彭帅就表示，自己常常陷入这样的迷茫：“我为什么要比赛，就是为了为国争光、为了让领导、教练满意吗？”彭帅认为，外国运动员与我们相比，似乎他们对比赛更有热情，也更能主动意识到人生目标和价值。

　　吉林体育学院院长宋继新教授曾多次受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之邀，为国家网球队队员进行思想教育辅导工作，宋继新指出：“我们清楚地看到‘举国体制’几十年来为我国体育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同时也应该思考一下‘举国体制’随着时代发展而越来越多地暴露出的一些问题。”

　　举国体制应当是权宜之计

　　上周末在北京体育大学召开的全国体育管理大会上，有专家私下里对记者表示：“社会的组织越多象征着一个国家社会化的程度越高，体育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活动。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现在不能动，因为这是完成北京奥运会任务的权宜之计，但我们不能不思考，2008年奥运会之后体育的管理工作该怎么走？”

　　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

　　相关学术界早有共识，“中国足球联赛质量近几年不断地走下坡路，正是体育的社会化活动受到政府干预的恶果。”

　　自从2004年下半年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爆发史无前例的球队罢赛、俱乐部向足协要权利等一系列在中国乃至国际足坛都引起轰动的事件之后，北京国安俱乐部副董事长罗宁3次接受本报专访时都谈到同一个问题：“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与中国足球协会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中国足协本质上就不是民间社会团体，又怎么为各家俱乐部服务？这样的局面造成的结果正是足协凭其管理权力攫取公共利益，却不做自己该做的事。”

　　举国体制下的中国运动员，并不像国外运动员那样自主地投身于竞技体育，而是在国家的培养、管理和控制下，以完成比赛任务为目的而投身体育。有关专家指出：“运动员没有自主意愿，就需要政府为培养运动员和维持体育竞技水平投入更多的成本，而运动员却往往还不会对国家的巨大投入领情。”这也正是孙晋芳埋怨的，“现在很多人单纯地认为职业化就是强调出国参加职业化比赛，强调比赛奖金归个人所有。这些运动员的职业素质太差了……要你把奥运合同（夺得金牌）给我签了，但是你又做不到。”

　　金钱至上与金牌至上都不足取

　　曾经以爱国精神号召运动员刻苦训练、拼搏向上的体育感召力，正随着中国社会的整体进步而表现得越来越虚弱无力，反倒是金钱的诱惑正在让很多中国运动员迷失自我。有关专家认为：“长期以来，金牌至上、锦标主义被看成了中国竞技体育的根本目的，体育在人文精神层面本身所具有的感召力却被忽视。”

　　因为国家或地方培养的需要，中国少数网球运动员在最近几年获得了大量赴海外训练、比赛的机会。国外网球运动员高昂的赞助、奖金收入对中国运动员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冲击。但宋继新认为：“对于很多中国运动员、包括教练和体育主管部门的领导来说，都仅仅是看到了国外体育运动职业化后带来的巨大财富，但实际上，金钱仅仅是这些运动项目的一个载体，而不是目的！”

　　为了达到刺激运动员的竞争意识，中国的竞技体育正走进了以政府奖金作为运动员、教练员和相关体育部门奖励机制的怪圈。有关专家指出：“金钱与金牌都是诱惑，金钱肯定永远也填不满欲望之坑！而如果只看到金牌，体育在精神文化层面具有的强大感召力同样会被我们忽视！”

　　前网坛名将、美籍华人张德培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职业网球生涯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让我体会到了运动的真谛：竞争、拼搏！”

　　NBA小牛队教练托尼曾在来华讲学时说：“我们是要通过篮球运动培养人。”

　　让中国体育学术界感到担忧的是，“中国体育人文精神的丧失，正在让很多中国运动员道德沉沦，意志被物质腐化。”

　　包括在中国职业化改革中广受褒奖的CBA联赛在内，篮球、足球等项目频频发生球场暴力事件。足球联赛、乒超联赛则出现大牌选手的薪金要求不断攀升，达到俱乐部已无力承担的反常景象，中国乒协在去年不得不以“取消国家队身份”作为杀手锏，来促使部分大牌球员自降身价，保证与俱乐部正常签订工作合同。

　　近半年，中国网球项目遇到的挑战只是一个缩影。学术界的预感是，如果中国竞技体育的体制和观念没有改进，更多类似的矛盾还将继续爆发出来。

　　本报北京1月9日电

(责任编辑：封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