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张曙光教授提出了一种判断，（在改革进程中）策略却变成了战略，长期沿用“困难于易”策略也使人们的思维方式产生一些偏差。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反思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昆所著《宏观经济学》（第五版）中写道：评价经济政策及其对可放经济的影响往往是经济学家和决策者的争论问题。

　　在中央提出了关于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意见的时刻，作为一个我国体育运动政策及其对可放经济的影响也想在发表一点体育体制改革怎么办的看法。因为，我觉得，我们体育政策主管部门确实存在不自觉地把短期策 当成长期战略考虑的思维方式的偏差。

　　体育体制要不要改革？恐怕很少人会给出否定的回答。体育体制改革是否等到一个适合的环境出现再动作？看法恐怕就会发生“经济学家和决策者的争论的问题”了。我在这里还是要进行争论，争论也难改变决策者的看法。但是，有点不同的声音总比没有好。

　　中国的体育运动主管部门面临2008年北京奥运会运动成绩如何的巨大压力。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坚持了“举国体制”，举国者聚全国之力也。这么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产出效益”如何，必然是投资经营者的成绩单上分数如何的首要考虑。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绩，对我国整个体育事业发展而言是长期战 目标呢？还是中期的阶段性目标？因为，中国还要持续地参加奥运会，思维方式上偏差有可能把一届届的奥运会成绩这一体育事业战 目标中一个重要组成部门变成唯一的了。这也就是说用单一指标代替综合指标。在经济发展上，我们曾一度把GDP增长一俊可遮百丑，教育改革中仍然是升学率决定一切，国企改革中用“减之增效”将企业转化为社会问题。如果，我们的体育事业发展这样的一步一步走着看，体育主管部门注意领导人的注意精力只放在单一的阶段目标上，那么就可能像张曙光教授所说的，有可能把“把发展是硬道理”了。

　　2005年，曾被定为“改革年”，但是却有不少学者认为2005年实际上是“改革质疑年”。其中有一种说法就是，局部的改革难有成效，而且实际成本的积累很高。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事业主管部门经过两年多的调查研究，实验摸索之后，在中央的领导和指导下，形成了系统化的，有非常有操作性的改造思路，而且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在体育发展方面，中央早在1984年就下发了文件，我们执行得怎么样？现在还没有人做这样的全面回顾，而把目光集中在该文件中的“建成体育强国”这一目标之上，而“体育强国”的评价指标有是什么？恐怕需要进一度探讨。

　　现在要读体育体制的全面改革条件还没有完全成熟。因为，国家体育总局还没有完全腾出点手来做深入的调查研究，体育体制要改革的大方向是确定无疑的。“举国体制”不应该只有一种实现形式，现在确实存在着一种使其固化的思维。我认为，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改革的精髓是创新。如果全面改革还提不上日程，不争论，少阻力的探索性的创新，却可以为改革赢得宝贵时间。

(责任编辑：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