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文涛北京报道 “冠军搓澡工”的命运通过媒体的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对退役运动员安置问题的大讨论。体育总局，国家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体育界名宿，社会知名学者加上全国大大小小的媒体，面对“全国冠军”和“搓澡工”这对戏剧化的矛盾，或悲愤陈词，或欲说还休。

　　这对矛盾远远超出体育本身，成为一个敏感的社会问题。北京某报甚至带着医生远赴长春，试图以民间力量淡化矛盾，但让一个邹春兰捧回每月一千元的铁饭碗，让一个长胡须的女人重圆做母亲的梦想就皆大欢喜了吗？

　　至少还有几万个“邹春兰”

　　邹春兰事件甚至成了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的话题。据新华社报道，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中在该会上表示，希望有关方面能关注因为生活拮据而去浴池当搓澡工的前国家举重冠军邹春兰。

　　冯建中说，他从有关媒体上看到了有关邹春兰的报道。“运动员的就业安置是一个难点问题，关于邹春兰的情况，我们希望有关方面给予关注。我们不会忘记为国家做过贡献的体育工作者和优秀运动员。”

　　北京社科院的资深学者金汕认为，解决了一个邹春兰的问题无法改变严酷的现实。“至少还有几万退役运动员的情况跟邹春兰类似，这是体制决定的。”他也表示，很难说邹的遭遇是体工队，或者是体育管理机构的责任。“很多体育工作者其实并不麻木，他们也想改变现状，但体制不改，金牌战略不调整，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他举例说1980年代北京体委的一位主任，在青运会上丢了一块金牌，回京的路上他就得到通知，主任的位置已经易人。“金牌至上，是考核政绩的唯一标准，让我们体育系统的干部只能顾眼前，换了谁在这个位置上，都只能顾塔尖而忽视塔基群体的利益。”

　　1990年代初的时候，体委的伍绍祖主任曾经说过，象郎平、聂卫平这样1％的运动员他不担心，但其他99％的运动员今后安置问题是他的心腹大患，过了十几年，经济发展了，但这个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越来越突出了。

　　有人说给邹春兰的8万块钱补偿很高了。的确，这个数目不小，现在女足运动员退役可能还拿不到8万。但邹春兰用这个钱做生意全都赔进去了，这是怎么造成的？她连小学文化都没有，从小不接触社会，如何做生意？可能下岗、卖菜的人用这笔钱经商都比她做得好，她的失败人生，归根结底还是制度的牺牲品。

　　重竞技中心欲说还休

　　国家重竞技管理中心由于是举重项目的最高行政机构，在邹春兰事件中也承受了舆论的压力。作为举国体制的执行者，让重竞技中心去承担体制的负面影响是不公平的。所以，该中心的官员在这个问题上处境尴尬，欲说还休。

　　中心一位官员谈到，女子举重项目1985年才开展起来，“平心而论，那个时代的全国冠军含金量很低，有同等竞技水平，退役生活困难的运动员有一大批。”而邹春兰“拔胡子”的情况在这里是个尤为敏感的话题，十几年前的“疑似”兴奋剂问题，“现在再拿出来炒有意义吗？”一官员反问，“猜疑，猎奇的心理会混淆视听。要知道现在中国重竞技项目在杜绝兴奋剂问题上是世界上最坚决，力度最大的！中心目前至高无上的任务就是08奥运，一切为了08，一切服务于08。”

　　同样是举重运动员，邹春兰是塔基，而占旭刚就是塔尖上那几个幸运儿之一。04年奥运会后，刚退役的占旭刚被任命为浙江体训二大队的副大队长，他曾因为这样安排郁闷难受过，毕竟按照他的运动成绩可以有更好的安置。时隔一年半，“浙江体育局的行政序列进行了整编，我现在担任省重竞技中心主任。”占旭刚对新的岗位非常满意，作为一把手，他意气风发地想要干出一番事业来。

　　但是说到同行邹春兰的遭遇，占主任的情绪沉重了起来。“我也知道一些这方面的情况，现在是邹春兰，以前媒体还报道过才力的遭遇，还有南京几个举重运动员退役后的生活。我现在的身份很难评论这个现象。”

　　邹春兰应该从自身找原因

　　记者王伟报道 广东省举重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总教练江涛近几天频频接到有关“邹春兰事件”的电话，29日下午，江涛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认为，邹春兰的遭遇是很正常的，这是体育举国体制中存在的弊病，是计划经济体育和市场经济就业之间的冲突造成的结果。

　　《劲体育》：邹春兰事件是不是说明举国体制的体育大环境下运动员退役之后就业将很难？

　　江涛：这个我不否认，没有取得冠军成绩的退役运动员找工作确实很难。但我想如果没有这个举国体制的话，我们国家的竞技体育水平也就和印度差不多，而印度在奥运会上拿一块奖牌都难。如果没有了举国体制我们的全民健身都会受到影响。拿我们广州来讲，如果到专业队实行收费制训练，那肯定没有人来了，到时候运动水平肯定下降。所以从这方面将举国体制肯定是必要的。

　　举国体制背后的问题也不少。

　　当然，举国体制肯定也有弊病。比如运动员进队，包括训练和比赛都是举国体制，可以说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运动员的就业分配现在是市场经济控制，运动员就业问题困难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冲突造成的，对于这个问题有关部门正在进行研究探讨当中。

　　曾有人大代表建议取消体育的举国体制！

　　取消举国体制将会严重影响我们的运动水平，我曾经在政协会议上提交提案希望继续维持举国体制的体育，我以一名基层体育工作者的身份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做了论证，而国家体育总局最后表态在现阶段情况下应该还是继续举国体制。我想除非我们放弃奥运争光计划，我们才能取消举国体制。

　　你对邹春兰事件怎么看？

　　我认为，她这样的情况很正常，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然后自己也没有去继续深造，这样的情形更多的应该从自身上找些原因。她的例子就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典型冲突的结果，运动员就业的问题已经困扰我们很长时间了，在就业这个市场上文化功底不高的运动员确实没机会与大学生去抢饭碗。我举一个例子，一次广州殡仪馆招聘，竟然有300多大学生去应聘，这些大学生就业都如此难，何况这些没有文化功底的运动员了！所以出现邹春兰这种情况太正常了。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相应的努力，政府会争取帮助为一些冠军安排就业，但要是全部都让国家安排是不可能的。

　　拯救体制

　　拯救邹春兰，不如拯救体制，具体而言是拯救中国体育体制。

　　当邹春兰这个曾经的举重冠军和“搓澡妹”联系在一起时，笔者脑海中冒出的第一个人竟然是才力，同样是举重运动员，曾经获得亚运会男子举重110公斤以上级冠军，他的命运比邹春兰更惨，33岁，英年猝死，皆因退役后以看大门为职业，无钱治病。其实在他死后就曾引发过关于中国体育体制以及优秀运动员退役安置问题的大讨论，也的确曾引起过有关部门的重视，并相继出台了一些相关政策，但是悲剧似乎并没有停止，“邹春兰现象”再次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很早的时候就被教育，社会主义社会人和人“只有劳动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搓澡也是一个劳动工种，总得有人去干，邹春兰不干，王春兰或刘春兰就得去干，每个人都会根据的实际能力选择合适的社会角色。而且举重和搓澡看上去还有点关系，都是体力活，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之所以成为一个被普遍关注的社会现象，就是因为邹春兰是一个曾经为中国体育做出过贡献的冠军，就像才力的死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一样，邹春兰搓澡，也绝对不是他自己的悲剧。

　　悲剧的产生肯定有个人因素，比如才力也好，邹春兰也好，文化程度都不高，从小进行专业体育训练，缺乏举重之外的其他技能，退役后很难谋得好差事，但归根到底还是体制的问题，这么多年，中国体育一直坚守着举国体制这个原则，固然带来了无数辉煌，但在体育由非职业化向职业化转轨的过程中，其弊端也越来越凸现，过早的专业化，过早的集中营式训练，过早的脱离文化学习，过早的脱离社会，使这些国家的功臣，只能一专无法多能，忽视了对他们生存能力的培养，忽视了他们的社会和生活角色，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对运动员退役的安置无法给予足够的保障，也许会有人列举出李宁、邓亚萍等，但这绝对是个别现象。竞技体育其实就是塔尖体育，获得冠军的总是个别人，还有无数曾经做过贡献但却一无所获的，甚至在举国体制下，还有相当一部分只能默默奉献永远无法成名的陪练，当青春不再，他们还能饭否？虽然国家制定了不少政策，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好的出路应该是体育社会化，体育职业化。这样不但使国家的投入减少，也可以让每个人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关于中国体育体制的弊端，此前有过无数讨论，如今再次讨论，会让很多人耳朵起腻子，“邹春兰现象”再次被狂炒，概因渴望，渴望通过拯救邹春兰，从而拯救中国体育体制，从长远看，这也是唯一可行之路，但要迈出这一步，眼下是不现实的。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2003年时任辽宁省体育局局长接受采访时曾说过：“我个人预计，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许会成为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全国体育工作者殚精竭虑的目标一定是本土扬威，2008年之后，市场化的进程也许就会进入快车道。”

　　说到体育体制，还会联想到一个人，就是如今红透半边天的丁俊晖，他不仅是一个台球桌上的成功者，也是一个举国体制之外成功的典范。试想想，假如有一天丁俊晖拿不动台球杆了，他会在一个浴池里搓澡吗？

(责任编辑：钱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