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引发全国关注的邹春兰现象并非个案。仅有“一技之长”的冠军们，多文化水平不高，部分人身体不佳，再就业成为他们退役后的难题。

　　3月29日，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中表示，不会忘记为国家做过贡献的体育工作者和优秀运动员。按照国家体育总局的规划，将逐步尝试“读训一体化”的运动员培养方式。

　　2005年，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也表示，将不断深化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

　　有关官员直接建议，变“安置”为“再就业”，为退役运动员自主创业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和创业基金。

　　□本报记者 刘炳路 统筹 本报记者 秦文 李艳 北京报道

　　3月29日，邹春兰给三个客人搓了澡，她将从中得到4.5元的收入。当天，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体育总局新闻发言人特意提到了邹春兰。

　　“这是不是说，我的事能得到尽快解决了？”邹春兰对此消息做出了这样的反应。

　　这位昔日全国举重冠军如今难求一职，并忍受着训练时吃“大力补”的后遗症之痛。

　　邹春兰并非个案。2003年5月，前亚洲举重冠军才力因病去世，他在退役后担任门卫，收入不足支付看病费用。

　　“我们不会忘记为国家做过贡献的体育工作者和优秀运动员。”3月29日，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中告诉记者，希望有关方面对邹春兰的情况给予关注。

　　来自该局的消息，我国每年大约有3000名以上的运动员退役。冯建中坦陈，运动员的就业安置是优秀运动队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目前的一个难点问题。

　　一个群体的失落

　　湖南等八个省区，处于待业的退役运动员占运动员编制总数的24.2%.其中宁夏回族自治区比例高达78%.

　　“邹春兰这样的窘迫生活，在举重界并不算个例。”3月28日，一位举重教练向本报表达的观点是，邹春兰只是因为运气不好才落到这种地步。

　　这位举重教练说，邹春兰于1988年获得全国锦标赛冠军，而此类冠军其实并不值钱，就连好多世锦赛冠军，退役以后生活还没有着落。

　　被誉为“亚洲大力士”的才力，曾连续获得了40多个全国冠军和20多个亚洲冠军。但在退役后，还是在辽宁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简称“辽宁体院”）的关照下，才被安置为该院的一名门卫。

　　对更多的普通专业运动员而言，就业自然更加困难。

　　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2002年编制的《全国体育人事工作调研报告》显示，在湖南等八个省区，处于待业的退役运动员占全部在队运动员人数的28.9%，占运动员编制总数的24.2%.

　　其中宁夏回族自治区比例高达78%，是在训运动员的3倍，其滞留运动队时间最长的达21年。

　　据《南方周末》报道，被誉为“金牌工厂”的辽宁体院，在2002年，积压的待分配人员有数百名，2003年各种冠军就有数十人。

　　国家体育总局的数据显示，2002年该省待业比率达34.5%.

　　在辽宁体院，戴国宏就是其中一位，这位前世界游泳冠军退役后回到辽阳，经营一家小服装店，平淡度日。

　　刘菲，辽宁省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人，1998年获得世界技巧锦标赛女子三人项目冠军，此前还曾获得7项全国冠军。

　　2000年，21岁的刘菲退役后，四处打工，有时候给人代课每月只挣160元，还不够房租。“除了一技之长，再也不会其他什么了。”她说。

　　3月29日，刘菲在电话中告诉本报记者，经媒体报道后，本溪市体委领导在去年9月把她安排到本溪体校工作，现在每月工资1000余元。

　　曾名噪一时的“马家军”，今日有多名队员失业在家。如陈玉梅，世青赛800米亚军，在鞍山做一名矿工。

　　3月29日，冯建中提供的数字表明，自1995年逐步实施全国优秀运动员保障工作以来，已有9101名运动员、教练员受益，受益的总金额为3825.8万元。

　　“相比于中国每年退役的3000到6000名专业运动员，这只能算是杯水车薪。”新华社去年10月的报道则认为，每年40%左右的退役运动员难以按时适当安置。

　　几种出路

　　金牌运动员的出路一般有六种，除上述娱乐路线，比较好的还有从政、经商、当教练，部分选择当工人或者教师，另一部分则失业在家。

　　与上述冠军窘迫现状形成对比的是，部分体育冠军转型后获得了更大的平台。

　　如花样游泳运动员陶虹，以及奥运会跳水冠军刘璇，均相继走上了影视道路。

　　根据长期关注此行业的媒体同行介绍，金牌运动员的出路一般有六种，除上述娱乐路线，比较好的还有从政、经商、当教练，部分选择当工人或者教师，另一部分则失业在家。

　　记者调查发现，在1990年代以前，被安置进入工厂的比较多。之后，市场化越来越高，便少有单位愿收“不对口”的运动员。

　　“运而优则仕”是运动员的另一条出路。2002年3月，曾7次荣获羽毛球世界冠军的唐九红（时任湖南省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和奥运跳水冠军熊倪（时任湖南省体育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均被派至益阳市朝阳经济开发区挂职。

　　熊倪担任开发区副书记兼副区长，唐九红出任副区长。这在全国开了运动员下基层锻炼的先河。

　　2004年，唐九红和熊倪结束挂职被委以重任，唐九红担任湖南省体育局副局长，熊倪则担任湖南体育职业学院校长，两人也成了湖南最年轻的厅级干部之一，被称之为“湖南速度”。

　　“我们能有这么一个施展平台很不容易。”唐九红说，湖南省委、省政府对运动员退役后的安置工作非常重视。

　　同类个案，当属袁伟民率领的中国女排。

　　除袁曾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外，前中国女排队长孙晋芳，在缔造五连冠之后掌管总局彩票中心，2003年下半年又任职网球管理中心主任。孙的队友张蓉芳，也被委任排球管理中心副主任。

　　冷热门的差距

　　“这是市场的选择。”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中说，该局无法专门针对两种不同项目的落差出台协调政策，只能依靠运动员自身努力。

　　“现在中国体育看重的是奥运会冠军和全运会冠军。”国家举摔柔中心主任马文广说，特别是重竞技这种专业性特别强的项目，如果没有这两种金牌，退役以后的日子肯定难过。

　　在此情况下，往往是奥运会冠军和全运会冠军奖励较多。有关研究人士认为，全运会之所以奖励多，是因为代表着各省官员的体育政绩，省里给的资金较多。

　　在西安体育学院一位教授看来，群众基础也将直接决定了从事该项目运动员的出路。

　　据记者调查，像柔道、摔跤、举重等项目，观众少，很难进入市场。这些作为我国“世界金牌战略”的重点攻克项目，其运动员大多数都来自农村，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拿冠军、改变命运、跳出农门。

　　“要想继续保持我国在这方面的竞技优势，国家就必须对其重点支持，拨专项资金保证运动队训练、比赛的经费和运动员退役后的生活保障及伤病治疗。”全国人大代表陈鹭芸说。

　　相对冷门的重竞技体育项目，很多商业化的运动项目已经成为名利场。如职业化程度较好的甲A足球明星，其身价即使在足协限薪令之下，也常常可以达到百万年薪。

　　田亮在电视上一个微笑就可以赚取百万元的收入，姚明更是成为国内最有钱的运动员。这与他们所从事的项目本身不无关系。

　　“这是市场的选择。”3月29日，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中告诉记者，该局无法专门针对两种不同项目的不同落差出台协调政策，只能依靠运动员自身的努力。

　　经济补偿和人才之忧

　　“退役运动员得不到妥善安置将可能导致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出现危机。”邓亚萍等14人提交提案，希望国家做好退役运动员的安置工作。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由于并无谋生技能和资金支持，运动员自己难以解决后顾之忧。

　　目前，退役后的运动员，国家并没有统一的安置规定，主要是“买断”后自主择业，并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

　　一般情况是，国家队的运动员退役后，要么继续当教练，要么回省队，即不存在国家队队员退役的补偿问题。

　　各省的通常做法为，根据运龄、成绩和退役前津贴等因素，计发一次性经济补偿。记者查看了江西、广东、湖南、东三省等补偿办法，数额大体相当。

　　以湖南省为例，具体分为基础安置费、运龄补偿费、社会保障补偿费、运动成绩奖励费4部分。

　　最大的一项是运动成绩奖励，根据比赛成绩不同，给予5000至60000元的奖励，获奥运会、亚运会、全运会冠军者，分别给6万、5万和4.5万元奖励。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测算，实施经济补偿办法后，全国每年需要补偿经费1亿元左右。由于每年全国退役的运动员在3000名以上，以此推算，平均每人不足3万元。

　　另一个问题是，补偿经费在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基本可以保障，但是在西部等不发达地区则很难到位。

　　在一次性补偿政策之前，对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的退役运动员来说，他们的身份不同，安排就业的方式也就不同。

　　一般情况下，运动员分为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从运动员被选拔到地级市队即为工人。国家体育总局相关官员介绍，当时通常的做法是，凡获世界级赛事、亚运会和全运会好名次、或者破世界纪录等，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按干部进行安置工作。

　　对于其余按工人安置的运动员，要求接收退役运动员的企业调高工资，但问题是，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企业往往不愿再接受运动员。

　　“退役运动员得不到妥善安置将可能导致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出现危机。”有着多项“世界冠军”头衔的邓亚萍在2003年的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联合马俊仁等14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了提案，希望国家采取措施做好退役运动员的安置工作。

　　单铁，江苏省体育局原人事处官员，曾长期关注运动员退役安置问题。3月29日，他告诉本报记者，优秀运动队作为体育行政部门所属的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其编制、经费等都是一定的，退役运动员长期滞留在队内，年轻运动员就会因编制等原因无法正式入队。

　　从2004年6月到去年底，国家体育总局便开始对全国体育系统人才状况进行调研，由总局副局长王钧担任组长，希望通过调研为“十一五”全国体育人才资源发展规划提供依据。

　　“读训一体化”的设想

　　这个培养体系可能完全有别于以往的“专业队运动员跟教练脱离”的体系，必须是从运动队中回归到教育中。

　　邓亚萍等政协委员提交的提案，除了希望建立退役运动员就业培训制度外，还强调建立、强化训教一体化制度，保证质量，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并放宽对运动员入学的要求，以便运动员尽快掌握谋生技能。

　　目前我国实行举国体育体制，实行县市业余体校、省级专业队与国家集训队三级培养训练体系。这个“一条龙”运动员培训体制已经运行了50年，在帮助中国体育事业迅速崛起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回避的矛盾。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运动员的退役安置的问题，运动员文化知识普遍较低直接影响体育人才的培养，也使得很多积压的运动员无法推到社会上。

　　“发挥高校优势这一点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很好的尝试，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3月29日，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中介绍，自2003年5月1日起，中国大学生体育活动以及世界大学生冬、春季运动会工作，已由体育总局整体移交给了教育部大学生体育协会，相应的运动员培养机制也过渡到了新的阶段。

　　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钟秉枢将此称为“读训一体化”，注重运动员的全面发展培养，是一个对他们人性化关怀为主的培养体系。

　　而这个培养体系可能完全有别于以往的“专业队运动员跟教练脱离”的体系，必须是从运动队回归到教育中。除此，国家体育总局还鼓励运动员退役后去高校进修学习。

　　冯建中介绍，目前运动员上学有3种主要渠道：获全国前三名的运动员免试上大学，普通高校体育特长生招生，体育院校单独招生等渠道。另外，各省还都作出类似的规定，退役运动员报考高等院校或中等专业学校，应给予照顾。

　　凡获奥运会前8名，世界锦标赛、世界杯赛前3名，亚运会、亚洲、全国最高水平比赛冠军，有机会被免试送院校学习，另一相关条件是“具有高中文化程度”。

　　不过，这样简单的文化要求，很多冠军却难以达到。邹春兰，昔日举重冠军坦言自己文化水平只有小学三年级水平，连拼音都不会写。

　　邹所在的吉林省体工队人事部主任助理李福民坦言，以前运动员除了训练就是吃饭睡觉，没别的事，现在都要上文化课了，“学点知识，有助于他们自身的发展。”

　　四年改革路

　　2005年，新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全国体育局局长会议上称，深化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在国家层面，已经注意到体育体制改革和退役运动员的安置问题。

　　“为解决退役运动员，为做好优秀运动员的保障，国家先后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规定。”3月29日，冯建中告诉本报记者。

　　2002年7月22日，在申奥成功的第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文件，要求继续深化体育体制改革，“体育、财政、人事、劳动保障等部门要研究制定非职业化运动队优秀运动员退役就业安置的政策措施，尽快建立对优秀运动员的激励机制和伤残保险制度，解除运动员的后顾之忧。

　　“竞技体育方面去年投入了4.8亿，群众体育投了2.7亿。”冯建中说，虽然群众体育近些年有了大幅度发展，但相比竞技体育，在财政投入上依然处于绝对劣势。

　　在冯建中看来，这种比例投入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历史的沿革，社会的发展来安排的，符合中国国情。

　　2005年，新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全国体育局局长会议上称：“不断深化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体育体制，势在必行。”按照冯建中的说法，长久看来，中国体育必然走上社会化、职业化的道路，运动员的退役安置也要社会化。但是在现阶段，还必须依靠国家的相关政策。

　　单铁认为，更应该改变严重带有“计划性色彩”的“安置”为“再就业”。他的具体建议是，为退役运动员自主创业提供优惠政策，并通过财政统筹、社会捐助、提取体育彩票公益金等途径尽快建立退役运动员创业基金。

　　“这需要时间，改革需要一个缓冲期，2010年后，中国的体育改革必然要走向市场化，更人性化，社会化、职业化。”华南理工大学体育系教授王跃说。

　　（本报记者韩双明实习生赵艳玲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海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