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以前，身为女子举重运动员的邹春兰在国内颇有一些名气：1988年，她在全国举重冠军赛上，一人夺得3枚金牌，其中挺举、总成绩还打破了世界记录。显然，比起第一次成名，搓澡工邹春兰最近的再次成名的影响力度要大得多，有人甚至还把单个的邹春兰变成了复数的邹春兰，把她的遭遇总结为颇具代表性的“邹春兰现象”。比起刘璇、伏明霞等奥运冠军退役之后依旧光鲜亮丽的人生路，邹春兰等未登上竞技顶峰的运动员们的退役生活竟艰辛到如此程度，实在出乎普通读者的想像。

　　□特约记者洪大鹏

　　十多年以前，身为女子举重运动员的邹春兰在国内颇有一些名气。但那时邹春兰肯定不会想到，十多年过去了，当人们已完全不记得她的冠军身份之后，她还能有机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再度成名，而这一次导致她成名的原因已不再是她擅长的举重，而是为生存所迫的搓澡。

　　然而，无论是媒体的喧哗，还是读者的骚动，甚至相关部门的热切关注，对于单个的邹春兰来说，全都无济于事，她渴望回体工队，哪怕“回去扫地都行”的寄托仍旧落了空。现实的生存之重继续把这个曾经的举重冠军，轻而易举地压缩在她那间不足5平方米的临时栖居屋内。

　　拷问体制良知

　　当邹春兰的故事在媒体的推动下浮出水面后，曾经响起过一个很刺耳的评论声：凭什么全国冠军就不能当搓澡工？是呀，搓澡也该是一项平等的职业，也该受到尊重，倘若这项职业真能够获得理想的社会尊重的话，那么的确，全国冠军不凭什么，当个搓澡工也完全正常。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条新闻也不可能成为什么新闻了，即便有好事的记者把它写出来，也根本无法引起人们的注意。但邹春兰的故事一经披露，即引起舆论的热烈关注，这事实本身就回答了上面那句充满诡辩性的质问，在现实的社会环境里，这样一句貌似聪明的质问简直是愚蠢之极。

　　曾经的职业荣耀与如今的生存辛酸，在邹春兰身上作了一次震撼人心的激烈对比，而这一事件本身的悲剧性也成了对中国体育体制良知的又一次直接拷问。如果不曾遇到中国体育，那么作为个体的邹春兰，其命运就像她自己所说的，只能仍旧在农村默默无闻，所以懂得感恩的邹春兰对自己选择举重运动并不感到后悔，相反她还略带一些感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感激也正是传统中国体育体制具有合理性的一个重要根据，它确实让许多农村的穷孩子们因此获得了改变自己未来命运的难得机遇，个人和体制双方在各取所需的基础上紧密合作，社会现实也为这种合作提供了广泛的基础。

　　但是竞技体育的残酷性决定了这样的沉重现实，真正的成功者永远是凤毛麟角，他们固然荣耀万千，被世人瞩目，但从人数上来说，他们永远都是幸运的极少数，在他们的背后，其实是为数众多的失败者。邹春兰就是其中之一。虽然她也曾获得过全国冠军，但她毕竟没得过奥运冠军，比起奥运冠军，最高荣誉只是全国冠军的邹春兰当然就算是失败者，这无可置疑。邹春兰的悲剧恰恰就拷问了这样的良知：经过同一体制的选拔与培养，只因为最终成绩的不同，各自的生存命运就大相径庭，这难道公平吗？体制虽然是物态的，但也不该成为可以冷漠无情的借口，毕竟所有体制都是人的体制，人应该有良知，同样体制也应该有。

　　体育如何正义

　　体育之所以令人尊重，肯定源于它的正义，而非源于损害。从全国冠军变成了一个度日艰难的搓澡工，当初选择体育的邹春兰自然算是个被体育损害的人，是体育造成了她命运的如此颠沛，这时的体育已经无法获得人们应有的尊重了。而在体育体制对邹春兰造成的损害之外，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种更为直接的损害，而且这种损害与体制的关系并不紧密，导致这种损害的根源竟是体育本身。

　　邹春兰本是一名女子举重运动员，但为了获得更好的肌肉力量，从而在比赛中取得理想的成绩，她屈从了把自己“变成”男人的疯狂之举，长年累月服用一种名叫“大力补”的药品，最终导致身为女性的邹春兰在获得男人般的力量的同时，还获得了像男人一样的身体特征。女人邹春兰的脸上长出了胡子；女人邹春兰说话声音浑厚低沉；女人邹春兰的子宫已经萎缩，丧失了当妈妈的权利。女人邹春兰，她还是女人吗？

　　体育的急功近利在邹春兰身上留下了无法抹去的伤害痕迹。在人们的印象中，体育本该光明磊落，令人尊敬和喜爱，但它在一个弱女子身上制造的残暴却又如此清晰可鉴。它不但让一个贫穷女孩在短暂领略荣光照耀之后，又迅速复归于贫穷，甚至还在给她的身体和人格尊严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这样残酷的体育还有多少光明和正义可言？它还是原来那个助人类获得健康和信心的朋友吗？当柔弱的邹春兰在不知不觉中被野蛮的体育强行改造成“男人”之后，体育似乎已经揭下了他温情的面具，露出了它残暴害人的另一面。

　　寻找生存之路

　　尽管已经有相关部门过问邹春兰的不幸遭遇了，但到目前为止，她的生存境况并没有获得多大的改变，她依然在艰苦度日。其实，当邹春兰被人称为“邹春兰现象”之后，她个人生存境况的改变，就已不再是这一事件的最终结果了。一个人的遭遇在强大的社会援助下其实很

　　容易得到改观，但在邹春兰之外，那许多与她同样命运的张春兰、李春兰们该去哪里倾诉苦难？邹春兰作为旧体制的受害者，那么受害者就注定不会只有她一人，那么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必然应该在体制范畴内实现，否则这就是等于对真正悲剧的视而不见。

　　邹春兰的不幸容易让人联想到那些从马戏团退役的动物。马戏团从生存环境恶劣的野外捕获了他们看中的动物，经过艰苦而残酷的训练后，最终把它们培养成声名远播的马戏明星。但自然规律不可抗拒，动物和人都会衰老，当年迈的动物明星们无法再进行马戏表演后，它们也要退役。据说按照惯例，退役后的马戏明星们大都会被送到动物园里去养老，在它们获得生存保障的同时，还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动物园创收，这也充分体现了人对动物的关爱和温情。

　　作为一个人，邹春兰应该获得比那些动物明星们更好和更温情的礼遇。人类的温情肯定不应该只施予别的动物，人类起码应该对自己的同类怀有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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