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上海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推理小说《刑警队长》；有人创下了连续观看电影《少林寺》18遍的纪录；男孩子做着武侠梦的时候，一些大城市的女孩第一次看到琼瑶小说，作忧郁状眺望窗外。

　　这一年人们对窗口行业恶劣到无以复加的服务终于失去了忍耐力，报纸上大力宣传文明礼貌。美联社1月1日专门就此做出了报道，称彼时北京人服务态度之恶劣到了举国尽知的地步。

　　年初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丢了面子的北京人，在当年11月找回了自信，一个叫郎平的北京女孩在日本大阪为中国女排扣下了第三届女排世界杯大赛的冠军。据统计，7场比赛，中国队共扣球1116次，其中郎平一人扣球407次，得到79分，扣球命中率接近百分之五十，“铁榔头”的别号就此流传。

　　此后，郎平又随中国女排获得1982年世锦赛、1984年奥运会和1985年世界杯的世界冠军。1986年第10届世锦赛，张蓉芳出任女排主教练，郎平作为助理教练，中国女排在甚为艰难的情形下再度登顶，成就中国体育史上不可复制的“五连冠”传奇。

　　“拼啦，不拼没机会了！”

　　1981年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进国家队才两年多，还没有经历过世界大赛的考验，袁伟民指导却破格把我推到主攻手的位置上，并指望我在这次世界杯大赛上“一鸣惊人”。赛前，不少人在议论：世界杯大奖赛，中国队能否捧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要看郎平的发挥了。我意识到自己责任重大，出发前，我把护肩、护肘、护腕、护膝还有一个护腰一一地装进箱子，那个护腰是我拆了两个护膝为自己特制的，大赛前的一段时间，我是接受治疗比较多的一个，腰背肌不太好，我已经再三地告诫自己：到了节骨眼上，你老先生的腰如果不争气，你就是缠上10条护腰也不能下场！几场比赛确实比我们估计的更艰苦，和美国队打了五局，身高1.96米的海曼和克罗克特打对角，这两颗“黑珍珠”打得真是凶狠，她们在网上的高度使我的强攻一次次地受阻，眼看她们把比分追了上来，我的精力有些分散，一直到第五局，二传孙晋芳使劲儿冲我喊：“拼啦，不拼没机会了！”我这才放开了打，在不断跑动中变换攻击位置，才突破了对方的拦网。以8：3领先的优势交换场地时，做现场转播的宋世雄向观众报告说，前8分，中国队扣球得4分，都是郎平强攻获得。赢了美国队接着打日本队。袁指导在前一天晚上找我谈话，他很尖锐地指出我的问题：你责任心强是好事，但强到了拘谨起来，这可不是一个优秀运动员的风度！袁指导看问题，总能看到我的心里。

　　打日本队这一仗，外界的评论是，郎平已经很疲劳了。据统计资料显示，中美之战，我扣球102次，体力消耗很大。我的确感到累，早晨醒来，浑身骨头架子像散了一样，爬不起来，只想多睡一会儿。但我命令自己，尽快振作，我们的翻译来通风报信了，说有人看到日本女排在体育馆里捏紧拳头在宣誓，要和中国队决一死战。她们的教练小岛孝治，开赛10天没有剃须了，日本男人有“蓄须明志”的习俗，但塞林格在美日比赛前偏偏买了三把剃须刀送给小岛他们，还宣称：我们美国队一定胜你们日本队，请你们剃须吧!结果，不幸而言中，输给美国队，最经得起摔打的日本队员广濑美代子放声痛哭，哭了三分钟还没收声，这种发自心底深处的哭泣，是很可怕的。

　　显然，我们与顽强的日本队要打一场刺刀见红的硬仗。果然，我们赢了前两局。世界冠军到手了，思想反而难以集中，而日本队在六千多观众的呐喊声中，越打越威风，连追两局，尽管已经不存在冠军的问题，她们也要赢中国队，打的纯粹是“精神球”。第五局打到15 ：14，还是她们领先。袁指导在叫暂停后冲我们发火了，他虽然不是挥拳头大声嚷，但我从来没有看到他这样激动，两条眉毛纠成了一个结，眼睛通红，嘴唇哆嗦，话还是一句一句：“我们拿了冠军却败在日本队手下，这冠军的价值就完全不同了。拿不下这场球，你们会后悔一辈子！”袁指导的话像一块块冰把头脑热得发昏的我镇醒了，再上场。我一个扣球落地开花，夺回发球权，接着又是一记重扣，扳成15平，最后，我们又是两次拦网成功，宣告第三届世界杯赛最后一场比赛结束。

　　打完决赛我们却回不了旅馆了，大阪中央体育馆外面人山人海，根本没办法开车，只好走回旅馆，但走也费劲儿，我是被中国排协副主席魏纪中和宋世雄老师架着，才“突破”人墙。可我个高，显眼，观众和球迷不依不饶地围着我们，我只觉得，我在不断地踩别人的脚，别人也在不断地踩我的脚，就这样踩来踩去地踩回旅馆。幸好，旅馆离体育馆不远，在一个海湾里，面临着大海。一看到海，我的心也荡漾了。（摘自郎平自传《激情岁月》）

　　成为“国际农民”

　　1987年4月郎平离京赴美。走的时候，家里的东西原封不动，她最初的想法只是出去一两年，学学语言、开开眼界。另外一个想法是暂且“逃离”一下，五连冠之后中国女排成为全国人民的偶像，郎平更是明星中的明星。邮票、首日封，甚至一些笔记本、日记簿，都印上了她们的形象，走到哪儿都引人注目。当运动员的时候，天天关在球馆里还不觉得不方便，退下来了，郎平发现自己完全不能像一个普通人那样自由自在地生活，很受拘束。

　　有一次她与一个朋友去看电影，生怕被别人注意，买了票，故意迟到几分钟，等黑灯了，开演了，才找到位子坐下，没想到刚坐下，也许是因为个子太高，还是被几个观众发现了，“郎平，郎平”地叫起来，这一叫，整个剧场都不安宁了，她一看情况不妙，只好赶紧撤。

　　她在自传里写道，“我不能够再躺在冠军的奖状、奖杯上吃一辈子老本，我不能天天坐在荣誉上，你今后还要不要生活了，人是活生生的，我还得去干。想干，就得抛开过去，世界冠军只说明我的过去，而一旦从女排的队伍中退下来，我什么都不是，我得重新学习本领，我得重新开始生活，必须把自己看成一无所有，一切从头开始，一步一步地再开辟一条新路。”

　　初到美国，她住在朋友家里。穿的裙子和套装，还都是中国奥运会代表团统一的制服。朋友何吉拿出500美元带她去买衣服，进商店一看，很普通的一套衣服都要七八十美元，相当于国内好几个月的工资，她怎么也下不去手。

　　在美国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新墨西哥大学做校队的助理教练。一开始，她心里很难接受，因为所谓的教练实际上就是哄一群几乎不会打球的大学生玩。当年夏天，她参加了美国的排球夏令营，教孩子们打排球。整个夏天，10周时间，她在10个夏令营里做教练，从东部的纽约一直做到西部的旧金山。

　　每个夏令营结束，组织者都要让大家聚一聚，所谓的“聚”，就是大家凑份子吃一顿。她跟所有初到国外的中国人一样，总是忍不住在心中将美金换算成人民币。算下来，那样吃一顿，相当于在北京的一个月工资，她心里很舍不得，就常找借口推托。

　　第一次回国是和女排的老队员一起去哈尔滨市打一场表演赛，那时候她的那些老队友，大多已经是处长、主任级的干部，惟有她还是个穷学生，她笑称自己是“国际农民”。最后，这个“国际农民”以560分的托福成绩通过了语言关，并经过严格的考试成为新墨西哥大学体育管理专业的研究生。

　　1989年9月，她为了挣学费，加盟意大利甲A排球俱乐部摩的纳队，成为登陆意大利排坛的第一个中国人。用她的话说，这是她生平“第一次为了钱打球”，由于膝关节有老伤，她的膝盖肿得厉害，腿根本弯不了，比赛前必须先让医生把积液抽出来，打完比赛再抽。就这样一直坚持到最后，1989－1990赛季的意大利杯决赛，摩的纳队拿到了总冠军，这也是他们建队以来第一次坐上冠军宝座，郎平被评为最佳运动员。恰逢当时马拉多纳也正好在意大利踢球，当地报纸封她为“中国的马拉多纳”。

　　身上早没了五连冠的包袱

　　1994年中国女排在世锦赛上仅获第7，跌入低谷。次年郎平应邀回国执教，许多人劝她不要回来，怕她一失手打碎了自己身上的光环。她感谢朋友们的好意，在内心里却有一个更加豁达强悍的自我。“有海外8年的生活经历，我已经把自己这个世界冠军一脚一脚地踩到地上了，踩得很踏实，身上早就没有了五连冠的包袱，倒是大家还在把五连冠当一回事。”

　　在朋友和家人眼中，担任中国女排主帅的郎平“二十四小时都在上班”，她自己也承认自己“心事太重！哪个队员技术长进不大，或者，哪个队员情绪不好，我都会苦恼，特别苦恼”。“队员的技术问题过不了关，我半夜里会坐起来想问题。一天到晚就是这些解决不完的问题，就是躺着也很少睡着，睡眠质量差，每天都处在朦朦胧胧的状态中。尽管，袁伟民指导对我说，他当教练时也累，但一关灯必须睡觉，命令自己不再想问题，抓紧休息。他能做到，我怎么命令都不行，做梦还在想，梦里都是球。”

　　1998年率中国女排夺得世界锦标赛亚军、亚运会冠军之后，郎平因身体原因不得不告别中国队。此前由于疲劳过度她曾经两次晕倒在运动队餐厅里。

　　“1996年在奥运村餐厅里突然晕倒，再后来在漳州基地又晕倒了一次，队员们没有办法，就抱着她哭。医生劝她不能再这样大强度地工作。她自己也担心自己的状态，那个时候距离悉尼奥运会不到两年了，如果再拖，自己不行了，别人很难接手。再有就是女儿白浪长大了，一是她成长中有很多问题需要妈妈指导，另外分隔两地女儿虽然跟她也亲，但是并不是没有你就不能过了，走也就走了，她很担心自己离女儿越来越远。”《中国排球》杂志编辑部主任杨玛利与郎平相交多年，慨叹郎平对中国女排已经尽了全力。

　　“回来的生活条件这样差，生了病，也没有相爱的人来坐一坐、陪一陪，或者，有女儿在身边叫我一声妈妈。我什么也没有。再往远里想想，身体垮了，以后回美国，没有能力抚养女儿，女儿只能跟着她爸，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落到这一步，我该怎么办？”在自传里，她也毫不掩饰地展现了激情背后的落寞和孤苦。

　　超过体能极限的训练使得老女排队员个个伤痕累累。退役之后，郎平、张蓉芳、孙晋芳、陈招娣等人都先后多次入院治疗。郎平的膝关节伤最重，为她做手术的医生，打开她的膝关节之后吓了一跳，说她膝关节的磨损程度，已经像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尽管她的肌肉组织还很年轻。到现在为止她的膝关节已经动了三次手术，平时走路都得特别当心，用力稍稍不当，立刻肿起来。女儿白浪不懂事的时候，看她走路的样子，会笑话她。孩子小的时候，见到妈妈就会像头小鹿似地扑过来，郎平却害怕膝盖吃不住力，也不敢抱她。现在，白浪已经长成13岁的大姑娘，有朋友来约她们跳舞、滑雪，浪浪马上会说：“我妈妈不能去，我妈妈腿疼。”

　　雅典奥运会后，郎平应美国排协之邀出任美国女排主教练。她原本非常担心人们不能理解她的选择，“我非常关注国内舆论对这件事的反应。球迷和媒体那种宽容的胸怀，让我感到特别温暖。早在很多年前，美国队曾邀请过我，当时我心里有很多顾虑，一方面出于对中国女排的感情，另一方面也确实觉得如果真接受了，会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感觉很宽慰、很轻松。”

　　美国排协为她开出4年60万美元的薪金，尽管这还赶不上她在意大利执教所得的报酬，但是因为可以更便利地照顾正值青春期的女儿，郎平非常满意，“世界第一体育大国邀请咱中国人做大球项目的国家队主教练，这还是第一次，我觉得这也是为国争光。”

　　二十多年来，郎平是惟一一个还站在排球场边的老女排队员，她的队友们在各自的岗位也都各有建树：“怪球手”张蓉芳现任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二传手孙晋芳如今是国家体育总局网球中心主任；副攻手梁艳大学毕业后创办了“梁艳体育广告公司”，在业内颇有影响；当年的“拼命三郎”曹慧英经营有道，是京城著名的房地产商，北京鼓楼外大街上耸立的“龙德行大厦”便是她旗下产业；有“独臂将军”之称的陈招娣，1998年升任解放军总政文体局局长，在篮球明星王治郅的回归上，她以巨大的耐心和包容做了相当重要的工作；有“排坛山口百惠”之称的杨希上世纪90年代初留学美国，回国后下海经商，创办“腾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8岁才学习打排球的副攻手朱玲，现任四川省体育局局长……

(责任编辑：拉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