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文化漫谈之３：汉代围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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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唐民

　　弈秋以降，历经春秋战国时代的纷争兼并，至秦一统六国，创建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这段时间里几乎再无有关围棋的记载，也许有某些记载但经秦“焚书”之难而毁灭，已经无从考究。刘邦推翻秦暴政，创立汉朝之后，采取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得社会生产力大大发展，社会百业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围棋在这种环境之下，也得到了翻天覆地般的发展。总结下来，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文字记载、围棋人物增多

　　汉前我们从孔孟之作里可以找到有关围棋的一些零星记载，史作之中也偶尔有所记载，但正面记载的时候很少，收罗到的文字也非常之少，以棋著称的人物也仅仅有弈秋一人。

　　而汉初介入围棋的人物中，上至皇帝公侯，下至隐士棋人，均有所记载。

　　《汉书－景十三王传》载：“去即缪王齐太子也，师受《易》、《论语》、《孝经》皆通，好文辞、方技、博弈、倡优。”－－记载了汉广川王刘去的对围棋的爱好。

　　《汉书-游侠传第六十二》载：宣帝微时与有故，相随博弈，数负进。及宣帝即位，用遂，稍迁至太原太守，乃赐遂玺书曰：“制诏太原太守：官尊禄厚，可以偿博进矣。妻君宁时在旁，知状。”－－汉宣帝早年生活在民间，喜好博弈，在与陈遂博弈时屡屡告负欠下了不少赌债。及刘询即位，便将陈遂调任太原太守，并一本正经的颁布诏书说：“任命你担任太原太守，官职高俸禄厚，可以偿还过去博弈欠下的债了。你的妻子等都可以作证。”留下一段佳话。这也是历史上首个以围棋而封官的故事。

　　《史记－留侯世家》载：秦末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避秦乱，隐商山，年皆八十有馀，须眉皓白，时称商山四皓。高祖召，不应。后高祖欲废太子，吕后用留侯计，迎四皓，辅太子，遂使高祖辍废太子之议。－－商山四皓无视汉高祖刘邦的召请，而自愿辅助太子（汉惠帝刘盈），从而使得刘盈顺利继承大统。关于商山四皓弈棋的故事，后辈画家经常以此为题材绘画，如唐代著名诗人、画家曾作《四皓弈棋图》，五代画家支仲、宋代画家李公麟、祁序和明代画家谢时臣等均以此内容入画。

　　葛洪《西京杂记》载：戚夫人侍高帝常以赵王如意为言……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取丝缕就北辰星求长命乃免。－－赵记载了王如意的母亲戚夫人陪伴高祖刘邦下围棋的故事。兴许是那时的围棋尚未脱离“卜卦”的历史“功效”，胜负竟然左右终年幸福康安，而取丝缕向北辰星祈求长命即可免灾。这个故事也带出了第一位女子棋人戚夫人。

　　同样是《西京杂记》，还记载了棋人的故事：杜陵杜夫子善弈棋，为天下第一。－－弈秋之后载入史册的天下第一围棋高手杜夫子。

　　从以上对围棋的描写，可见围棋已与此前有较大区别，均是从正面来写围棋的，不再是附带而出的佐证。

　　二、围棋的地位提高

　　围棋历经世代发展，至汉代尚无明确定位，有归于数之说，有归于艺之说。而围棋归属文化的本质特征，在经过两汉的发展之后，逐渐明确起来。

　　文化的存在与发展，取决于其价值观。在围棋价值观尚未明确的时代，仅仅依靠其内在的特性自发性的为人所接受、暗流般的缓慢发展。至汉末围棋文化价值观的明确化之后，围棋的发展才开始露出自身的轨迹来。

　　对于围棋的认识，并不是一开始就持有肯定态度的，从春秋仅有的几段对围棋的评论文字来看，对围棋的认识历来褒贬不一，而最初的时代，持反对意见的居多。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孔孟的言论更具有决定性的价值取向。

　　汉初儒家贾谊就说：“失礼迷风围棋是也”。他认为围棋是扰乱礼教、破坏民风的东西。封建初期，十分注重长幼尊卑的礼教，而在棋盘上，双方平等，这种理念的盛行，在贾谊等注重封建礼教的儒家眼中，当然是大不敬的行为。

　　民间对于围棋的反对之声，也未曾有断，《西京杂记》有载：杜陵杜夫子善弈棋，为天下第一。或讥其费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圣教。”。棋艺被世人尊为第一，仍免不了被人讥讽为浪费时日之举。而杜夫子的回答可谓绝妙，他说，精通围棋之理，只会对所谓的“圣教”有益。即便是当今职业棋手，也未必能有此认识，杜夫子天下第一的名头，绝非虚得。可惜只能见到只言片语，未能观其大略。

　　而一批文人学者的围棋之作，对于围棋价值观的确定，起到了极其巨大的作用。

　　《汉书》作者班固（３２－９２年）著有《弈旨》，文中“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 棋有白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 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之论，不但对围棋的作用予以肯定，而且拿“王政”相类比，对于反对者可谓是有力的一击。

　　《弈旨》是现存最高的围棋专论，亦是围棋文化的奠基之作。班固之后，有汉一代相继有李尤（４４－１２６年）的《围棋铭》、黄宪（７５－１２２年）的《机论》和马融（７９－１６６年）的《围棋赋》问世，这些作品有力的证明了汉代围棋地位的快速提高。

　　三、对围棋理论的认识加深、出现了专业的理论

　　西汉末年的学者扬雄说：“围棋击剑，反自眩刑，亦皆自然也。”从哲学的角度阐发出围棋法从自然之理，与当代棋坛高手所提倡的“自然流”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围棋理论的认识，在当时能达到如果高的境界，实属不易。

　　而围棋专业理论的出现，为“围棋文化”的派系形成，不无裨益。以下主要就汉代的一些围棋专作来进行介绍。

　　班固《弈旨》确定了围棋的技术含量和品格高低。作品里提到了围棋与当时流行的一种赌博游戏“六博”的本质区别，他说“夫博悬于投，不专在行。优者有不遇，劣者有侥幸……至于弈则不然……谋以计策……”，批驳了当时因博而毁弈的言论，将博与弈明确的区分开来。在此之前，博、弈并行，混为一谈，使得对围棋的认识更多定位在赌博这一性质。班固明确的将二者予以区分，指出了围棋注重思考和计算的特征。在文章的结尾，班固写道：“及其晏也，至于发奋忘食，乐以忘忧……阴阳代至，实之养性，彭祖气也。外若无为，默而净泊，自守以道意，隐居放言……”从娱乐的角度肯定了围棋有益修身养性的特征，提高了围棋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

　　李尤的《围棋铭》写道：“诗人幽忆，感物则思。志之空闲，玩弄游意。局为宪矩，棋法阴阳。道为经纬，方错列张。”肯定了围棋的崇高意境。与班固一样，都从围棋的社会功用的角度来予以肯定，可以看做对当时社会上的一些对围棋的偏见的回答。

　　其后的作品，如黄宪的《机论》和马融的《围棋赋》则从围棋本身的技术特征的角度来写的。

　　《机论》说“弈之机，虚实是已，实而张之以虚，故能完其势；虚而击之以实，故能制其形。是机也，圆而神，诡而变，故善弈者能出其机而不散，能藏其机而不贪，是以势完而难制……”从围棋的虚与实来阐述围棋的辩证思想，与现代围棋理论中的“感”与“算”有着相通的地方，从侧面也反应了汉代的围棋已经脱离了简单的计算与胜负的范畴，开始接近围棋的本质，挖掘出围棋的哲学内涵。

　　《围棋赋》开篇说：“略观围棋兮，法于用兵。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陈聚士卒兮，两敌相当。拙者无功兮，弱者先亡。自有中和兮，请说其方。先据四道兮，保角依旁。”则是从更具体的角度，来阐述围棋的战略战术，文中说到，围棋的下法如同兵法，以棋盘为战场。这一观点，当代的围棋记者感触最深，现代围棋解说当中，亦多以兵法之词入文。

　　关于汉代围棋的发展，主要就以上几点做简单的概述。总体而言，两汉时期，围棋虽有帝王将相的参与，但并未成为一项独立的技艺而为社会所认可，围棋的发展仍然沿着自发流传的方式，而围棋理论的产生，将使得这一形态得以改观，在其后的三国、魏晋时期，围棋的社会地方逐渐得到肯定，开始自觉的流传发展。

(责任编辑：小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