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世雄－－那一个时代的国家声音

　　黄健翔这一次的异常表现，绝不可能在宋世雄身上出现

　　■本刊记者 曾繁旭 发自北京

　　因为宋世雄不用手机，而家里的座机一直处于录音状态，让我无法听到那把急促、高亢而尖利的声音。从1960年代他分配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这把声音就一直随着电波飘扬在国家的上空，1984年他调入中央电视台，解说了无数的体育赛事，直到1990年代中期，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退休之后的宋世雄，据说过着朴素的家常生活，“戴一小帽、穿着羽绒服、背着白菜萝卜”，完全是居家老人的模样，但随着黄健翔的一场“解说门”事件，人们对中央电视台的体育解说员议论纷纷，宋世雄，这个名字似乎重新进入人们的生活中。

　　国家的声音

　　1978年，长发飘飘的阿根廷球星肯佩斯通过有限的一些电视屏幕闯入了中国人的视野。这是中国人第一次通过电视看世界杯，而当时的解说员就是宋世雄。这一年，黄健翔和刘建宏这两个后来将要成为中国第三代足球评论员的小伙子，仅仅只有10岁。而刘建宏到了1982年才第一次接触世界杯。

　　几乎和所有球迷一样，宋世雄对那些外国球员的面孔毫不熟悉，他找来阿根廷的报纸，把球员的照片都剪下来，一个一个记，每个人的相貌特征、技术特点。“比如马拉多纳个子不高、肯佩斯是长头发。然后把这些照片都放在案头，这样看着画面才能讲这些东西。”宋世雄曾经回忆起这段往事。

　　那一年，中央电视台只转播了世界杯的决赛和三、四名比赛，比赛结束之后，观众纷纷给宋世雄写信。宋世雄的声音、肯佩斯的长发与河床体育场漫天飞舞的纸片成了中国球迷关于世界杯的最初记忆。

　　1978年，很多家庭梦想的“三大件”还是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电视机还是绝对的奢侈品，这种状况，到了1982年才逐渐好转，越来越多的人们“挤在木壳、飘着雪花的9寸黑白屏幕前为罗西、济科和苏格拉底而疯狂”。 而到了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中央电视台才首次转播全部52场比赛。

　　宋世雄开始获得自己的声名是在1961年，他解说了在北京举办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体育节目被撤消了，一切体育转播解说全停止了，直到1970年体育节目才重新恢复。1970年代初期，他解说了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六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的比赛，以及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对“乒乓外交”做出了贡献。

　　他的巅峰之作，则是1981年的世界杯女排赛，这是中国女排第一次获得世界杯赛冠军，也是五连冠的开始。同年，中国男排大翻盘战胜韩国，取得世界杯赛资格，陪伴着亿万人民的还是宋世雄那把高亢的声音：

　　“亲爱的听众、亲爱的观众：当你看到中国女排运动员在场上的精彩表现，可曾想到，她们是付出了多少代价啊！年轻的小将郎平，为了提高身体机能，让医生踩她的双腿，疼得她流出了眼泪，咬破了嘴唇，也不哼一声。她曾经这样说：我是个新队员，要接受严格的考验，接受最艰苦的训练，绝不被困难吓倒……”

　　这是他在1981年的世界杯女排赛的解说，他回忆，当时声音颤抖，一个字一个字地从嘴里蹦出来。

　　“经过了文革时期漫长的压抑，人们观看体育比赛带着特别强烈的民族情感，而宋世雄的解说也相当契合这种氛围。”现任的《中国足球报》主编杨迎明这样分析。在看完宋世雄解说的那场中国男排战胜韩国的比赛之后，北大学生在未名湖畔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并走上街头，杨迎明就是当时的其中一员。

　　“宋世雄的声音非常励志，可以说对那一代人有教化功能。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那段时间里，整个国家和民族特别需要这样的一种情绪，压抑太长时间了。”杨迎明说。

　　在杨迎明看来，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主流的声音，比如建国之后直到“文革”之前，夏青和葛兰每天朗读重要社论，而宋世雄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中国体育的“主流声音”。

　　更多元的声音

　　这个“主流声音”急促、高亢、富有激情，对画面描述极尽详细，带有早年他在广播台工作的播音特点。“几号球员空切，几号球员传球，进球了……”

　　“这个声音表达的是中央台的立场，个人的立场和感情是没有的，或者不重要的，”杨迎明说。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所看到的各种体育比赛都深深烙上这个声音的痕迹，然而也有人开始感到不满。“到了1980年代的后期，很多大赛开始在中国转播，比如NBA、欧洲杯，这个时候，宋世雄的弱点开始暴露出来，他的专业知识把握不够，专业化程度不够，解说中还是不断重复‘拼搏’、‘国旗’、‘国歌’这一类概念，在整个社会迅速变更的背景下，这种表达方式逐渐被边缘化了。”

　　这时，我们开始能听到对于他的批评，有球迷这样调侃：“1980年代宋世雄的足球解说简直就是一种变相的催眠术，1号传给2号，2号传给3号，3号传给4号，还没等传到11号我就昏昏欲睡了。”

　　“这其实还是一种同声传译的方式，孙正平、韩乔生其实都是宋世雄的学生，还是沿袭这种风格，当然，声调上已经是有所缓解了。”《青年体育》报总编辑毕熙东回忆说，“在我的印象中，宋世雄的解说很少涉及到球场上的战术分析和评论，他自己也一直以体育解说员自称，从来没有说自己是体育评论员。”

　　“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有些地方台的体育评论员发展起来了，广东电视台的王泰兴就是其中一个。他的解说没有广播的风格，话不多，不吵人，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对场面的讲解、预判和战术分析都非常到位，这开始了体育评论员的时代。”毕熙东说。

　　但王泰兴毕竟是在地方台主持节目，中央电视台的体育评论风格则依然坚持着“宋世雄式”的风格。直到1995年的美洲杯，“一个年轻人闯入了我们的视线，用他充满激情的呐喊和专业详尽的足球知识，征服了全国的亿万球迷，他的名字叫做黄健翔”。一个球迷这样写道。而专家们认为，“黄健翔一方面有王泰兴的足球评论的影子，同时在感情的投入方面，翻开了新的一页。”

　　让黄健翔声名四起的，是1998年世界杯英阿大战的那一场球，他不但懂得战术和场面，而且有感情，有立场，真正和球迷形成了共鸣。他的出道就暗示着中国体育解说的转型，从教化逐渐过渡到了娱乐。而大约在同一时期，宋世雄也悄然隐退。

　　“大家对原有的程式化的风格已经厌倦，心理上都希望改变和突破。一个时代需要新的节目样式、新的节目主持人，黄健翔就是这个新时代的产物。他恰好把握了这个时代的感觉，他的声音、形象、他的亲和力，以及他的专业性，都非常突出，而且他的穿着更加时尚，表达更加活跃。与黄健翔相对应的，是白岩松和水均益这些主持人，也都是突破了原来的风格，顺应了新时代的特点。”足球评论员董路这样分析。

　　复出？是个传言

　　如果说，黄健翔是更加顺应这个时代的，那么这次“意大利万岁事件”之后，大家似乎又开始怀念起了“宋世雄老师”。网友们来势汹汹，“赶走央视这几个解说员，请宋老师回来”。

　　于是，网上开始风传一个流言，说黄健翔已经辞职，而67岁的宋世雄可能复出。

　　然而这一切传言都已和宋世雄无关。他和太太钟瑞过着平静的生活，在家唱唱京剧，买买菜，偶尔有朋友的Party也请他去串场。前一段时间还出版了《宋世雄自述》，描写了与太太的种种恩爱往事，还有体育解说过程中一些振奋人心的画面，家长里短之中，依然热诚地表达了对于国家和党的热爱。

　　黄健翔也刚刚出版了《像男人那样去战斗》的个人自传，两相比较，两代人对于工作、对于足球、对于生活的态度是如此不同。可以说，黄健翔这一次的异常表现，绝不可能在宋世雄身上出现。经历过了“文革”，走过“乒乓外交”的70年代，和“女排五连冠”的80年代，宋世雄从来就明白，体育并不仅仅是体育，也是国际关系之中的一环。

　　当1995年宋世雄获得美国颁发的最佳国际广播电视体育主持人奖，并站在台上抒发“国家强盛，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感情时，黄健翔才刚刚出道。

　　国际媒体报道中的

　　“黄健翔事件”

　　■秋卞 发自德国

　　虽然国内关于黄健翔“失控”的原因猜测很多，甚至包括了“赌球说”，而关于黄健翔解说风格是否“公正”的争论也甚嚣尘上。但国际媒体更倾向于把报道的焦点集中在黄健翔的“爆发式（Outburst）”解说风格对于中国体育电视报道、乃至中国电视发展的冲击式影响上，他们甚至把这次事件当成中国体育解说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而路透社方面，在接下来的跟踪报道中也注意到了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访华的新闻，不过他们称：“澳大利亚使馆新闻发言人否认对黄做出过任何批评性的言论。”

　　令人稍觉意外的，是黄健翔事件中的另一主角——意大利人——却对此事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冷漠。和英语媒体的大肆渲染相比，他们对来自中国的“意大利球迷”几乎只字未提。

　　当四分之一决赛打响之际，一切和比赛没关系、和参赛球队没关系的信息都不再被重视。而发生在世界杯德国—阿根廷比赛现场的一次“事故”转移了所有人的注意力，这一事件更说明了黄健翔并非“失控”的第一人，也绝非最后一人。

　　6月30日，柏林奥林匹亚体育场，德国和阿根廷两队在120分钟的比赛里一比一战平。点球大战前，播报员通过高音喇叭不停地重复“女士们，先生们，德国需要你的支持”！该播报员立即被国际足联和世界杯组委会替换。

　　事后国际足联新闻发言人齐格勒承认，这位播报员的解说风格太过于支持主队。因为根据国际足联的规定，球场播报员的解说立场必须是中立的。齐格勒说：“他的做法已经部分违背了公平竞赛的精神，是不能被接受的。”

　　当地组委会的新闻发言人也说：“他将不再有机会在球场担任播报员。”

(责任编辑：鲁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