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足球新闻,足球说吧)在现有体制和环境下，任何人不可能成为救世主。

　　这26个中心（协会）像总局笼子里放出来的、饿得发昏的老虎，扑向了地方。

　　12日晚的杭州黄龙体育场，足协杯半决赛绿城队主场迎战大连实德队。

　　不知道陈培德再度听闻“黑哨”声做何感受，但他对中国足球则直指其痛处：“中国足球发展迅猛，却给我留下一种印象：足球腐败应归咎于体制的腐败；体制性的腐败沉积厚了，就形成腐败的体制。中国足球在现有体制和环境下，任何人不可能成为救世主。王俊生不是，阎世铎更不是，现在的谢亚龙会是吗？”

　　2001年12月在全国掀起的那场打假、扫黑、反贪的风暴，曾经让司法强势介入，却又草草收尾。在历时一年的那场席卷全国的风暴中，陈培德是毋庸置疑的先锋。现在回顾整个事件的过程和结果，可以说是陈培德打了一场一个人的战争。

　　与当时的情形十分相似，之后陈培德准备将这一切被媒体报道的和没有报道的东西写成一本书出版，仍旧遭遇来自各方面的阻力。直到今年6月，这本揭露了太多当时内幕、语言锋利毫不留情的《该我说了》出版了。

　　“对于中国足球，如果不改变现有体制，那么永远都没有希望。”陈培德将中国足球看得很透彻，“我想，意大利（电话门事件）足球法制化的今天，就是中国足球法制化的明天。从这个角度说，意大利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我憧憬着将来中国也有不受体育主管部门约束的独立的体育法庭。” 陈培德向来以敢说敢为著称，当记者在杭州约他采访时，已经调任省人大工作的他仍旧话锋尖锐，情绪高涨。采访刚开始就让记者深刻地回忆起当年“打假扫黑”时他面对央视镜头说过的那句话：“透过摄像机的镜头，我看到那些拿了黑钱的裁判正在阴暗的角落里发抖！”

　　“黑哨问题，说到底就是党风、政风和世风的问题。”陈培德的结论听起来有些惊人，“在当年打假扫黑的过程中，国家体育总局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同时，中国足协在拿走了绿城俱乐部交出的拿了黑钱的裁判名单、返回的黑钱、悔过书、一些证据之后，并没有作为。而中央调查组调查出了一批黑哨之后，最终却只判了一个龚建平。这一切说明了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了。”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一样，靠足协现有的章程根本制止不了假球和黑哨，必须依靠司法介入。足协这种群众组织，却是一个高度垄断的组织。想让这样一个民间的，却又权力巨大的组织克服其内部的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陈培德对于中国足协丝毫不留情面。

　　敢说敢为，这是陈培德的秉性。对于中国体育体制性的问题，他也做了无情的揭露，“中国体育界造就了太多的体制性的腐败。我们需要改革，需要打破这种高度的、极不正常的垄断局面，不能让体育界成为官场，要真正同国际接轨，要民间化。”

　　“我曾经直接告诉当时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中国体育包括足球在内的这26个中心（协会）是五不像，集党、政、群、事、企于一身，完全背离了国家的改革方向。这就造成了这26个中心（协会）像总局笼子里放出来的、饿得发昏的老虎，扑向了地方。来到地方，即便是一个科级官员，地方都要负责接送，走的时候还要送礼。阎世铎当初来浙江，我们的副省长都请他吃饭。再比如，全运会运动员使用禁药，查得出就是兴奋剂，查不出就是高科技，等等。这些问题，都要归结于体制的根源。腐败的体制下，一切都扭曲地发展着。”

　　采访的过程中，陈培德看到记者很多时候停笔有些不敢记录，便直言，“你记录吧，我这个人就是如此，要说就说真话，如果真话都不让我说，那么我就选择沉默。”

　　“仔细想想，当时策略是错的，不该将打假、扫黑与反贪结合起来，反贪的问题过于复杂。这就是打假扫黑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2001年12月开始的打假、扫黑、反贪，过程是充满希望的，但结果是悲壮的。有人借此认为我陈培德作为当时的唯一先锋人物，结果也是悲壮的。但我不后悔，而且永远不会后悔！仔细想想，当时策略是错的，不该将打假、扫黑与反贪结合起来，反贪的问题过于复杂。这就是打假扫黑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陈培德点燃了一支烟，缭绕的烟雾中，他锁紧了眉头，仿佛当年那场打假扫黑的斗争又真切地出现在眼前。

　　“所以，足球(足球新闻,足球说吧)需要二次革命！”陈培德果断地掐灭了手中的烟，“中国足球(中国足球新闻,中国足球说吧)第一步就走错了。1992年准备成立职业联赛的时候，我们只是借了人家的壳，但实质却差距太多。这第一次足球革命，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现在的悲剧。那么，我们足球的出路就在于一场二次革命，颠覆现在腐败的体制，真正完成与国际接轨。”陈培德又点燃一支烟，“没有烟，我好像就说不了话。”

　　没有“革命”，就看不到希望

　　“足球的腐败是全时空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假球、黑哨、赌博、金钱成了中国足球转动的动力；水平最低、收入最高、问题最多，国人甚至用‘想劳累，去旅游；想生气，看足球’来表达对足球的痛恨。看看现在的赛场，还有多少人在看我们的足球？”陈培德抬起的手在半空中停住，食指坚定地指向了半空，“长此以往，中国足球只能走向更黑暗的深渊，只能豢养更多的足球流氓、富翁，葬送更多的年轻人。”

　　“足球需要二次革命，改变现状，真正完成与国际接轨。”陈培德坚定地说道，“中国不能没有足球，但中国不能这样踢球！”

　　虽然已经离开了体育局局长的职位，但这并没有让陈培德放弃对中国足球的关注和思考。经历过中国足球最沉重的一段历史，岁月在这位被媒体一致认为敢说真话的老人脸上刻下了风霜，但即便是这些岁月的痕迹也仍旧透露出刚强，一如他的性格。

　　中国足球会迎来他所期待的这场革命吗？

　　不赞同徐明们无政府主义的“革命”

　　2004年10月，徐明、罗宁等人带领中超(中超新闻,中超说吧)(中超新闻,中超说吧)7家俱乐部开始中超革命，想从体制上颠覆中国足球。实际上，徐明们也意识到了中国足协这种体制已经是中国足球发展的最大障碍，所以这场革命也赢得了众多人的支持。

　　虽然出发点没有问题，但陈培德并不赞同徐明们的这种革命的方式。谈到这个问题时，这名一贯以敢说话、说真话的老人，脸色严肃起来，“我对2004年中超革命定性为无政府主义，我不赞成这种革命的方式。虽然足协体制就是中国足球腐败体制的根源，但是徐明等人采取的方式不可取。”

　　陈培德的脸色始终严肃着，缭绕的香烟弥漫在四周，似乎代表了他此时的心境——期待足球的革命，却对一些人的不作为以及一些人错误的作为感到痛心。在他心里，中国足球的未来就如这弥漫四周的烟雾一样，朦胧中，似乎看穿后面的一切，却又始终模糊着……

　　“但是我又认为，徐明等人的中超革命，是无政府主义对机会主义的惩罚。诸如罢赛、罢训、打骂裁判、假球、赌球等，都是无政府主义的行为。”陈培德说道，“但为什么他们会那么做？就是因为中国足协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2001年开始的大扫黑，中国足协无所作为，丧失了改变中国足球面貌的最佳机会。而中超革命就是对这种机会主义的一次惩罚，你足协无能，下面当然造反。”

　　龚建平不该是唯一受法律制裁的

　　2001年12月开始历时一年之久的打假扫黑风暴，最终引来司法真正介入。然而，在大量的事实面前，众多触犯法律的人都没有得到惩罚，只有足球裁判龚建平一个人成为了替罪羊。司法介入浅尝辄止，无疾而终。“中国足球让庄严的法律在人治面前低下了头。这何等荒谬！”陈培德异常愤慨。

　　陈培德无情揭露了阎世铎当时的一些事情。“可以说，我开始对阎世铎充满期待，后来则完全失望。”陈培德下了这样一个结论，“2002年初打假扫黑进入高潮，阎世铎亲自来杭州了解情况。但宋卫平他们不相信中国足协，不想将手中的证据交出来。阎世铎那天特意穿了一套我和他关系最好的时候送给他的西装，并对宋卫平说，他穿这套衣服就是要证明他的诚意。最终，阎世铎在杭州做了若干承诺，拿着宋卫平交出的证据回北京了。但之后，他一个电话都没打过，甚至连许诺浙江省副省长去世界杯(世界杯新闻,世界杯说吧)(世界杯新闻,世界杯说吧)看球的事情都不管不顾。最终呢？只有一个龚建平被抓，其他人逍遥法外！”

　　“龚建平绝对不该是第一个被判刑的裁判，更不该是唯一一个受法律制裁的裁判！他被判刑不冤，但太亏。”陈培德还曝出一个惊人的事实，“当时，宋卫平为了保护龚建平，不想交出证据。但阎世铎承诺说，中国足协会考虑主动交代事情的龚建平，并让我们放心，还承诺‘坦白从宽，绝对不会将牢底坐穿’！”

　　“然而事实呢？事实是，在中国足球界，‘坦白从严，牢底坐穿’！”尽管这些都是往事，但陈培德提起来仍旧有些义愤填膺，“我始终忘不了龚建平妻子在追悼会上的那声‘我要为你报仇’的大喊。”

　　“以法制体”要从足球开始

　　“与其他行业不同的是，体育竞赛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往往不是个人行为，而是组织行为或是集团行为。”陈培德的话锋一转，揭露了更多体育行业的黑幕，并认为以法制体势在必行，首要就是要从足球开始。

　　陈培德揭露了一些触目惊心的黑幕。“中国体育竞赛，虚报年龄是通过单位和户籍部门来操作的，‘雇佣军’是行政部门或俱乐部花钱请来的，昂贵的兴奋剂等禁药只有单位才买得起，当然更没有个人犯得上自己花巨额钱物去贿赂裁判。这一切，都是在领导层中决策，通过‘可靠’的人去实施。我不用举例，随便到网上查一下这些事情就一清二楚。”

　　看到了这些黑幕，所以才有陈培德曾经在全运会上的那次呐喊：“我越来越看不懂中国体育了！”

　　“搞这些黑幕，出了事情怎么办？出了事情也都有上级出面为其辩护和解脱，因此也就愈加有恃无恐。”陈培德有些激动起来，举起的手有些抖动，“足球界呢？足球裁判收受贿赂几万几十万，被发现后只是处以停哨几场、几个月、几年，最多是终身禁赛。重罪轻罚，行规是最高法规，法律呢？似乎有个声音在说，请法律走远点吧！”

　　“所以，以法制体，需要从足球开始！”陈培德郑重地说道。

　　晨报杭州8月13日电 首席记者迟凤利

(责任编辑：海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