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采访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花费了记者数天的时间。这是检测全国专业与非专业运动员兴奋剂情况的唯一单位，却因工作性质而选择刻意低调，鲜有新闻报道，鲜有业外人士知晓，甚至连114查号台都没有登记电话号码。

　　北京奥体中心的东门进去右拐，穿过一片有些杂乱的练车场，原本有些神秘的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出现在眼前。“奥委会官方网站上关于兴奋剂检测中心的介绍，说是五层的白色小楼，这明明是六层嘛！”在推开检测中心大门的一瞬间，记者全然忘记，这是号称亚洲第一的实验室，不久前刚刚抓出了孙英杰。

　　阴阳交替，是这里工作的人看到的最常见结果。于是，这里也成了服用兴奋剂者的“阴阳界”。

　　组建研究员学神农氏吃兴奋剂

　　“资料上说得不准，检测中心不是80年代中期组建的，那时才开始筹备的，主要是为了亚运会，按照规定，承办洲际运动会，硬件上的要求就包括拥有兴奋剂检测的实验室，”坐在标准事业单位型、有点朴素得过头的办公室里，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负责人赵健微笑着看着记者。

　　负责筹建检测中心的，是上海人杨天乐教授，解放后不久被派往匈牙利，并在那里获得了运动生理学副博士（相当于欧美的博士）学位。在1984年亚奥理事会通过1990年北京举办亚运会的决议后，杨天乐在1986年受命按规定领导筹建中国的兴奋剂检测中心。

　　“当时不要说国家没有兴奋剂实验室了，刚刚开放不久，很多人都还不知道兴奋剂是个什么东西！虽然1968年国际奥委会就已开始兴奋剂检测，但中国发现兴奋剂问题，其实已经到了80年代后期了，”赵健说，“筹建的困难很大，确实，我们严重缺乏专业人员。”

　　杨天乐教授想到了借人，“当时的十几个人，绝大部分都是借来工作的，他们的关系都在中科院药物研究所。”人齐了，设备也有了，但最大的问题来了———没有标准阳性样本做实验！要进口，一来太贵，二是“有的样本有钱也买不到”。

　　最终，研究人员决定学习神农氏，自己“以身试药”。这样的代价是惨重的，也是令现在的人无比感叹的：众多研究员，都几乎曾上阵试过毒副作用很大的药，呕吐、抽搐、失眠、过敏，他们坚持呆在实验室观察反应，并做化验，严重了就往医院跑，抢救的、住院的，都曾在他们身上发生过。正是如此，在很快的时间内建立起了阳性标本数据库。

　　从1986年到1989年，三年的时间，实验室从一无所有到能通过国际奥委会的几次预考，终于，在当年10月，实验室得到了参加资格考试的机会。11月9日正式开考，10个考试尿样检测，杨天乐和他的同事们将三年的艰辛都浓缩在彻夜未眠的紧张工作中，11月10日，主考官克劳斯尼泽尔博士惊讶地宣布：“全部正确！用时也是我所主考的所有实验室中时间最短的一个！”

　　1989年12月，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终于正式挂牌成立，从此开始了至今为止连续16年的光荣之旅。

　　发展最艰难时刻在90年代中期

　　猛一看，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实在是其貌不扬，白色的六层小楼用赵健的话说“只有三层是自家的”，内部的装修也很陈旧：过时的水磨石过道，即使是白天也显得幽暗的走廊，走廊两侧的墙壁，刷着一米高的绿漆。像是一座低等级的国营医院，也像是一所老学院的学生宿舍。

　　“这代表着过去，”赵健笑笑，指指窗外，一栋新大楼似乎已经到了外装修阶段：“检测中心的新楼在盖，5000平方米，实验室升级了，设备比以前更多更高级，规模也大很多了。”两栋楼离得很近，似乎在象征着一种承接关系，并存的格局展示着它的发展轨迹。

　　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打响的第一炮相当成功，杨天乐教授十多年后仍清晰地记得“那是在通过认证后不久”，中国承办的一项国际排球(排球新闻,排球说吧)锦标赛中，中心检测出了一例“非常冷僻”的兴奋剂，这是他们报送的首例阳性，事后证明，检测结果客观精准。终于开锅的喜悦，比吃了兴奋剂的人还兴奋。

　　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1990年的检测量是每年165例，现在一年都要检近万例”，赵健说，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中间也度过了最艰苦的时期，而他们承受的压力，来自中国选手的频发兴奋剂丑闻。

　　“1994年在日本广岛出了大事，这是最最艰难的时刻，”赵健说。他说的是1994年广岛亚运会，11名中国运动员兴奋剂检查呈阳性，全部是奖牌获得者，其中游泳运动员7人。这在当时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竞技体育以及兴奋剂检测的空前指责，“那时候在国际大赛上频出丑闻，甚至到现在有的时候都能感觉得到余波。”

　　从悉尼奥运会前开始，中国兴奋剂检测力度加大，在加强跟国际检测机构合作的同时，也严厉打击国内的抬头势力。“其实，现在的形象已经极大地改善了，连续两届奥运会不出一点问题，这非常难得，中国兴奋剂检测渡过了难关，也总结了经验教训，”赵健说着说着，自己都不自觉地松了一口气。

　　工作全国都布有“眼线耳目”

　　在检测中心的实验室里，人不是很多，几位身着粉红色衬衫、时髦牛仔裤、一起打闹着去上厕所的年轻人，尽管是从实验室里走出来，但记者怎么也无法把他们跟印象中穿白大褂、戴瓶底眼镜、目光专注得类似呆滞的研究人员联系起来。但赵健的话，却让人感觉更不可思议的事情还有更多：“中心的人只负责检测，每天我们会有更多的志愿者在全国按照我们的名单去收样本。”他的意思是，这里是“总部”，而“眼线耳目”则分布在全国各地。

　　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是在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的领导下工作，去除因公众的不了解而显得“神秘的”外衣，他们的工作流程其实简洁而严肃。“检查”跟“检测”是分开的，由运动医学研究所检查处决定检查谁，随后开出取样单，由拥有检查官资质的检查官或者志愿者收样后，跟检查处完成交接，检查处在尿样瓶上编号送到检测中心实验室，随后是检测、公布结果。“在检测中心，工作人员每天都是检测啊，像国家的任务，每天都要检十几例，”赵健苦笑着说，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玩的故事来满足大众的好奇心，反而是大家的工作难度越来越大。他们喜欢打的比喻，是“游泳池与糖”的关系，“以前检测的精度是一个游泳池里能检测出一匙糖，现在是五个游泳池里有一匙糖都要给检测出来！”

　　“主要是在下面帮我们收样本的志愿者比较多，注册的检查官有二百多人，还有大量的志愿者，他们几乎需要每天去找样本，”赵健说，也只有去找运动员收样本的时候，这些检查官“才会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威武，掏出检查官证件晃晃，要求对方配合，”“不过，跟香港肥皂剧里ICAC检查掏证件的方式可能有所不同。”这些志愿者，以国家体育总局的工作人员居多，另外还有不少是医生、教师、律师，不一而足。

　　赵健给记者看了自己的检查证，上面“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兴奋剂检查工作证、高级检查官”的字样，方方正正的，似乎自有一股威严，不知道吃药的运动员，看到以后是什么脸色。

　　验证08奥运是又一大战场

　　即使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最困难的时候，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在前国际奥委会反兴奋剂组织、现国际反兴奋剂机构（WADA）的连年检测中，都从来没有不达标过。“连续16年达标，今年的考试结果还没出来，我们跟高考的学生没什么两样，辛苦而紧张，”赵健说，“希望不要犯哪怕一丁点错误。”

　　WADA接手国际奥委会的兴奋剂检测工作后，对世界各大兴奋剂检测实验室的考核标准越来越严。“现在是季考制度，每个季度都要考一次，根据犯错情况，细分该实验室的检测资质，甚至摘牌或者降级！”

　　失去检测资质，对检测中心来说不仅仅意味着经济损失，更是一种耻辱：因为你即使在A瓶样本中检测到阳性，B瓶是否阳性就不能由自己说了算，而是得送到有资质的实验室去做，也就是说，最终确定能否宣布被检者是否服用了兴奋剂，得由人家说了算！“幸好我们从来没出过这样的事，所以我们现在绝对能说自己是亚洲第一，在世界上，也肯定能排名前十！”赵健自信地说。

　　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目前承担的国家兴奋剂检测任务，每年有6000例左右，另外还有各运动协会和省市自治区自费检查的样本，以及在中国举行的国际比赛的兴奋剂检测、其他没有国家比赛的兴奋剂检测甚至WADA委托检测的样本，加起来也有8000例左右了，“跟美国洛杉矶实验室的每年两万多例还有差距，但让我们自豪的是，2008年奥运会，所有的样本检测都在我们这边做！”

　　兴奋剂检查程序

　　尿样检测是兴奋剂检测的理想样本。其优点在于：取样方便；对人无损害；尿液中的药物浓度高于血液中的药物浓度；尿液中的其他干扰少。

　　所有的兴奋剂检查都必须按照国际奥委会或国家体育管理机构事先规定的程序进行。以下简要介绍一些最重要的检查程序：兴奋剂检查只可以由已获得资格的兴奋剂检查官员（最少两人）进行。

　　检查设备包括盛尿的量杯、玻璃瓶、封口设备、检查记录单以及检测尿样pH值和尿比重的条带等。

　　1）接受检查的运动员被按照事先定好的抽查原则叫入检查室。

　　2）运动员自己挑选一个盛尿的量杯，当着一名同性检查官员的面留取尿样（至少75ml），取尿时不得有其他运动员在场。

　　3）运动员自己从几套未使用过的A、B瓶中挑选一套，先将尿样倒入A瓶（至少50ml），然后再倒入B瓶（至少25ml）。经检查官员检测，如果尿比重低于1.010或pH值不在5～7之间，运动员则必须重新留取另一份尿样。

　　4）运动员自己挑选两个显示A和B的号码牌并分别贴在尿样瓶上，盖紧并密封瓶子后，将瓶子放进能插入印有号码的防拆安全卡的包装盒里。

　　5）运动员如果在最近三天内服用过什么药物、维生素或健康补剂，必须如实登记在检查记录单上，并亲笔签字。如果运动员或其陪同认为检查未按规定程序执行，应把自己的看法和说明写在检查记录单上。

　　6）采集到的尿样必须由指定的监护运送人签单验收，并按照规定程序尽快送到指定的检测实验室。当尿样到达实验室后，必须在兴奋剂检查官员的监督下，按照严格的步骤检查有无偷换和破损并签收据，然后才能送交检测。

　　血样检测的目的主要是补充尿样分析方法的不足，目前尚处于研究探索阶段，目前仅用于血液回输、红细胞生成素、生长激素、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睾酮等的测量。

　　本版撰稿记者 陈宏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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