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健，这位原籍成都的“铁面判官”尽管出于职业习惯，用词谨慎，但语调随和，不打官腔，他说：“兰迪斯和加特林出事后，我拒绝了很多北京媒体的采访，我不愿对别人说三道四，但你很执着。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你可以写得通俗一点，让反兴奋剂可以被更广大的普通老百姓所接受。

　　反兴奋剂要不断升级

　　记者：兴奋剂从被发现到现在，似乎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是为什么？

　　赵健：一句话，有利益的地方就有兴奋剂。很多人知道兴奋剂的危害，为换取更大的经济回报，改变自己的人生，他们觉得少活几年，并没有什么不妥。但作为反兴奋剂机构，保护人类健康，维护比赛公平，这个工作就要继续下去。

　　记者：反兴奋剂是不是有点像电脑杀毒，杀毒软件的病毒库永远比病毒要少？

　　赵健：确实。THG就是明证之一，它不像其它禁药，是专门研究出来的兴奋剂。每年国际反兴奋剂机构的禁药清单，变化非常巨大，刚刚开始国际奥委会打击兴奋剂的时候，清单上只有8种药，而现在已经有了近200种。所以，反兴奋剂机构也要不断更新升级。

　　我们有份黑名单

　　记者：国家体育总局刘鹏局长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绝不允许出现一例兴奋剂事件。

　　赵健：中国已经连续两届奥运会是“0兴奋剂事件”了。我们平时主要控制了3000名运动员，他们的行踪一有变动，就得向我们报告，以便我们要对他进行检测时，能随时找到他人。

　　记者：这么多？

　　赵健：不多啊，我们国家高水平的运动员有近万人呢！你们可能都知道刘翔，去哪里都得有专人向我们和国际田联报告，因为这是规定，不报告的话，就被视为逃避兴奋剂检测，国际田联就会出具书面函警告，两次不报告就可处罚，最重就是直接判兴奋剂检测阳性。

　　记者：是不是说，只要服药，就能抓住？

　　赵健：不是，这就像猫抓老鼠，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像我前面说的THG，肯定现在还有人在专门研究兴奋剂，我们不知道；什么人在使用，我们也不知道。另外，老百姓都知道，医生开药，一天三次，每次一片之类的，就是说，每隔一段时间，药力就没了，被代谢掉了。所以，我们要抓，也并不是那么容易。

　　记者：好像很悲观？

　　赵健：办法也是有的。我们会把运动项目分成高中低三个风险等级，有些有怀疑的，我们不可能每人每天都去查，但服药是有规律的，我们会在判断他服药的时候去查———当然，这个规律我们不可能说，怕被他们掌握。我们有一个“黑名单”，有自己掌握的，也有跟各协会合作掌握的。

　　喊冤基本无效

　　记者：现在似乎有一个流行趋势，只要被检测出兴奋剂，马上喊冤，这有用吗？

　　赵健：兴奋剂的检测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A瓶送检呈阳性后，会由反兴奋剂机构通知运动员，而阳性确认后，才会将结果对外公布。你说投毒，要拿出证据来，能真正拿出有效证据的，很少；你说误服，按照反兴奋剂条例，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只要你能符合条件，但这种情况也很少。

　　记者：检测机构能确定自己不会出现失误？

　　赵健：世界上的每个实验室，都必须取得资质才能做检测，而资质是在一系列严格得近乎苛刻的考核后才能得到的。而且，各实验室几乎平时都会由反兴奋剂组织在不告知的情况下，在正常的送检样本中放阳性控制样，以检测他们的实验室水准。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实验室不出假阳性，也不出假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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