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批国少队员来说，没能进入世少赛是致命的打击，队伍将随即解散，队员失去了更多的比赛机会，亚少赛的结束也意味着某种终结，无论是从现实还是发展的角度来看，在中国足球“奥运战略”全面主宰之下，这批队员将重新回到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

　　从亚少赛比赛来看，国少的孩子有身体，也有技术，战术能力也有，但是不会比赛，我们的小球员不能在现代足球高速度、强对抗、高度整体的足球环境中发挥出自己的真实实力，这就是最现实的差距。有人说，“无球跑位是足球场上的语言”，如果说国少队员在技战术等很多方面都可以提高的话，无球跑位这些足球意识的培养却是最难的教学内容，比赛中，很多球员都是在直线上跑来跑去，形成不了整体，要知道，传球是进攻的主要组合方式，但无球跑位却既是进攻，也是防守。

　　这凸显出的是中国足球青少年培养中没有系统的理论指导这一顽症。目前国内足球青少年培养体系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俱乐部体系，另一种是足球学校体系。

　　相对于目前的中国足球职业化的艰难生存，目前青少年培养也存在一个很滞后的现实难题，国家体育总局年前曾向各个项目中心发出指令，总局下属各管理中心都必须制定出一个明确的“青少年培训计划的教学大纲”，但中国足球不是没有教学大纲存在，而是这个教学大纲还停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平，而且针对性、系统性、计划性和可操作性都有很多的疏漏之处，最为严重的问题是，即使中国足协真的制定出一个可操作的青少年培养的教学大纲，在基层的教练员有多少会按照教学大纲授课呢？

　　在此前执教国青队的克劳琛和中方教练组之间，曾经因为“练什么？怎么练？”而发生观念上的冲突，最后还导致了将帅不和的传闻甚嚣尘上，但克劳琛辩解的理由是非常充分的，“在德国，哪些东西是15岁的孩子应该练的，哪些又应该是19岁的孩子应该练的，这个我非常清楚，足球训练课不是随心所欲，今天我想起什么就练什么，明天我又改变计划，这样训练肯定是不对的。”

　　最近几年，一些国内青少年培养搞得不错的俱乐部和地方足协，采取的主要模式还是聘请高水平的国外青少年教练的方式，而这些人带来的，也是一整套的欧洲国家培养青少年教学大纲和培训体系。鲁能足校目前使用的教学大纲，主要是参考原来的总教练可可维奇留下的教学计划；成都足协曾聘请一位法国青少年足球教练，他在培养四川地区的少年球员和师资力量的时候，有一些明文规定显得很有针对性，比如“14岁以下的球员在训练和比赛中不允许踢高球，”法国人并不是不教这些孩子练习头球和踢高球，而是在特定的年龄段，应该给孩子灌输什么东西，训练哪些技术和能力，人家有严格的教学大纲规定，由于国内青少年培养没有严格的训练大纲，训练中的“少年球员成人化”问题非常严重，人为的打乱了青少年球员的生理周期和敏感期，这种培养方式肯定是落伍的。

　　于是，我们在这支国少队中，再次看到了“中国糙哥队”的痕迹，虽然他们中有一些希望之星，比如徐根宝培养的技术型球员王云龙，比如来自于鲁能足校的两名高大球员马龙和高迪，但在比赛中球队总是以起高球这种简单的方式解决战斗，如果再这样头重脚轻的踢下去，我们只能再等待下一拨孩子了！

　　老国脚张宏根当教练的时候提倡球员个性的解放，主张在一群球员里面，要做人家一下就能“认出来”的“刺头球员”，但现在的中国足球，无论是国少、国青还是国奥，能够让人眼前一亮的球员有吗？少年时踢得糙，青年时踢得糙，成年时必然也踢得糙。

　　曾几何时有感叹，“在中国的足球环境中，永远都不可能出现马拉多纳！”这个职业化联赛之前就出现的判断，到现在似乎已经成为了真理！本报记者黄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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