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沈坤彧

　　今年3月末，保罗·亨特在北京。距离他被查出罹患癌症一年，距离他离开人世半年。这个时候，癌细胞正在他的身体里迅速进行着大面积扩散，但是他不知道。生命给予一个人最大的恩惠是，它永远不会让你预知死期。

　　他看起来气色很好，这是真的。在丽都酒店底楼的那家英式酒吧里，他与怀特和其他几个哥们围着一张圆桌喝酒。烟雾缭绕的人群里，你一眼就可以把他找出来。他有着那种让人不由自主将之与所有其他人区分开的特质，他穿棕色皮衣，原先因为化疗脱去的一头金发已经长了些出来，头皮上贴着短短的一层金发，用定型胶固定着，看上去很精神。一桌的人都喝啤酒，爱尔兰的“健力士”黑啤。只要那个能说会道的达赫蒂在，他会强行唆使大家喝这个牌子的黑啤。“相信我，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好的啤酒。”亨特仰头倒下剩余的啤酒，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酒钱。如果那时他的朋友们知道今后再也不会有这样与他对坐喝酒的机会，那么或许怀特和达赫蒂都会抢着为他付酒钱的。

　　在他即将走出那扇门的时候，从后面一把拉住了他。此时此刻，突然庆幸自己在那时有些唐突地伸出了那只手。这是与他之间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交谈，前后不过5分钟的时间。

　　“保罗，这就走了吗？”

　　他稍稍有些吃惊，但脸上带着一抹似隐似现的微笑，“是的，我有些累了，时差还没倒过来，你知道，而且我第二天就要打比赛了，希望这次会有好运气。”

　　“那你的身体，好些了吗？”

　　“看我的样子，不觉得我看上去很好吗？”他随便摆出一个POSE，“瞧。”

　　在这5分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说些很无聊的对白，突然想起，这个晚上没有看到他喝自己从前最爱的伏特加兑橙汁，“那还是你的最爱吗？伏特加加橙汁，保罗·亨特的饮料？”“啊，哈哈，是的。”他大笑，“我还是从前的那个保罗·亨特啊，没什么能改变我，也没什么能改变我对伏特加的热爱。”临到末了，让他站在酒吧门口拍了张特写，顺便约了他第二天做采访，想着这张照片配采访会很不错，他高高兴兴地答应。然而第二天下午3时，当自己如约而至的时候，等到的却是他的抱歉。组委会的英国女孩说：“亨特让我说声对不起，但他现在确实难受极了，他今天一整天都没有出过房间。”

　　现在必须接受这个现实了，这将是一次永远没有机会完成的采访，保罗·亨特再也不会开口告诉你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他都是怎么与疾病斗争的。他的妻子林塞说：“每轮化疗过后，他都难受得像要死掉。他三天里要呕吐30次，每次吐完都把头埋在抽水马桶里，说‘我再也无法承受了。’”但他一直在承受，这场战争他从来没有放弃。《卫报》记者埃弗顿想起他告别世锦赛的那场新闻发布会，“他说，‘我今年的情况比起去年来差太多了，我时刻可以感觉到自己的病痛，我的身体僵硬，头昏眼花。我已经不再指望自己能获得冠军了，我现在只是坚持而已。’如果一个球员离开了世锦赛，我们通常都会以‘下赛季再见’作为新闻发布会的结束语，但是对他呢？我们努力克制着这个念头，那就是对他而言可能没有下一个赛季了。”

　　此刻，想起了亨特与他的伏特加。他曾经有过非常荒唐的青春，“一度，我的生活就是喝酒和去俱乐部寻欢作乐。伏特加是我的最爱，比赛之前我也总会豪饮一番，回过头来还不明白自己是怎么输的。”他自己承认，“我从来不像亨德利他们这样死命练习，斯诺克就是我的一个乐子。”他是一个成功者，他也曾和吸毒者以及酒鬼为伍。现在想来，他的28年生命实在比很多人活得都充实，他尝过了生活的很多种滋味。保罗·亨特，他把自己的一生真正过成了歌里唱的那样，“死前活个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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