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五百张嘴向谁谋食

　　本报评论员 杨健

　　用500石粮食向突厥换回10万被掳的百姓，对于大唐来说似乎是个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李世民的儿子李恪不费吹灰之力便说服了突厥颉利可汗——

　　10万人就是10万张嘴，10万张嘴要吃饭，是个巨大的负担。

　　李恪在1400年前探讨的“人力资源成本核算”的课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尤其是对于诞生14年的中国足球(中国足球新闻,中国足球说吧)职业联赛。

　　中超500名球员，500张嘴要吃饭，不单单要吃饭，还要穿阿玛尼、还要开宝马车、还要住“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超算不上公益事业，不过在时下的年景，谁还愿意向中超投钱的，其行为本身或多或少带有社会公益事业的性质。

　　我这么说不是往朱骏脸上贴金，他或许是演说家、资本玩家、足球游戏玩家，但肯定不是慈善家。事实上，没有他朱骏，凭这座城市的雄厚财力无论如何都养得起一家足球俱乐部。可他注1.5亿元为申花“增资扩股”，却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职业足球的本来面目：如果说中超是一场烧钱的游戏，那么这场游戏更应该是民间资本在一个市场化平台上的博弈。

　　在产权改革的大棋局上，一提“国退民进”便作盛筵狂欢状，决非正途。然而就中国的职业足球而言，由民企介入、托盘，却是正解。

　　当年，“中国足球是不是不良资产”曾让足协和媒体争得口水四溅。如今，中超品牌的贬值、核心竞争力的沦丧，早已成为论战双方的共识。本赛季中超明日开打，联赛的主冠名商姗姗来迟，而足协出台的“年终分红与上座率挂钩”的狠招居然引发网民的一通恶搞。

　　毫无疑问，在整个社会生态中，中超是个“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低效益”的领域，要对中超的主体从业者即球员进行有效供给，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从长远看它不应由政府来背。

　　回顾中国职业足球发展史，若论还有什么可取之处，那就是俱乐部融资渠道向民间资本的开放。上世纪90年代中期，民营俱乐部尚属少数派；2004年“资本革命”时，民营俱乐部与国资俱乐部已呈分庭抗礼之势；而2007年的中超，“赤金级”的国资俱乐部仅剩鲁能一家。

　　如果说“三英战吕布”是中超争冠格局，将“亏损企业”放归市场，在残酷的竞争中接受涤荡、筛选，就是中超自救乃至良性发展的大趋势。

　　“1＋1等于几”的“哥德巴赫猜想”要待来年春天才会有结论，可是500张“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嘴该去哪里谋食，在今年春天已经有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