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艾冬梅卖奖牌事件唤醒体育的民生关注

　　叶志明

　　艾冬梅，“魔鬼教练”王德显(王德显新闻,王德显说吧)的昔日弟子，因生活所迫，在北京通州的一个农贸市场练摊，同摆在那些花花绿绿服装一起的，还有她无奈出售的16枚奖牌。

　　艾冬梅与队友一起状告王德显侵吞其工资奖金，在漫长诉讼期内，本来生活拮据的她雪上加霜，不得不走进农贸市场，“抛售”16枚凝聚她青春荣誉与拼搏付出的奖牌，其中有一枚是她跟随王德显夺得1999年北京马拉松冠军的金牌。

　　首先，我们关注这些退役运动员的生存状态。被扣克薪水，就业困难，收入微薄，幼小的孩子嗷嗷待哺……众多的不顺利，集中在艾冬梅一个人的身上，看似一个被命运戏弄的非典型个案，却反映出体育界一个不小的群落生存状态的不如意。

　　这个群落到底有多少人，这是一个边际模糊的概念。据悉，我国现役的在编一线运动员二三万人，加上作为他们的基础的二线、三线运动员，和推行职业化俱乐部制的足球，以及自然生存的台球、高尔夫球、武术等，总人数约60万。运动员是“吃青春饭”的行当，随着年龄的增长，运动水平的下降，他们都面临着退役的又一道门槛。

　　将我国体育训练体制比作一金字塔，那么，能够进入国家队集训，进入备战奥运会序列，可以说是占据了金字塔的塔尖，而能够在奥运会等世界大赛上披金戴银的，可以说是塔尖上的皇冠，而刘翔、“亮晶晶”等奥运明星则是皇冠上的明珠。作为塔基中的大多数人，由于分流早、抽身快，较好地完成了社会角色转变。而中间层次的“塔身”，处于上不上、下不下的尴尬境地，他们付出的很多，但其运动水平不高，市场影响力不大，在目前举国体制的体育体制，与市场经济的社会体制夹缝中，难以得到足够的社会认同。这批人群中，由于种种原因，在退役后的角色转换中，相当一部分遭遇了困难，邹春兰、艾冬梅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其次，我们关注他们的生活能力。从邹春兰到艾冬梅，这些运动员在退役后进入社会，普遍存在着生活能力不强的弱点。这一方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竞技体育过度追求金牌等运动成绩，导致青少年运动员以牺牲正常文化教育，甚至违反国家义务教育法令等为代价，赌博式地参与体育运动，因此他们除了会比赛，几乎不会别的；另一方面，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这些退役运动员，在进入社会之前，缺少一个就业培训的缓冲机制。

　　应当承认，我们现行的竞技体育，对除了金牌以外的人的发展给予越来越多的关心，这种关心当然远没有到完美的程度，对运动员退役之后的社会保障也给予了应有的重视，最近出台了不少相关的法规条例，但是，长时间遗留下来的问题旧账难清，特别在一些经济和体育欠发达地区，非主流的行业体育协会运动队的“过期的”退役选手。这当然不仅仅是体育的问题，然而提高运动员退役之后的生活能力，应当从体育的范畴开始。

　　再则，我们关注他们的生计困难。邹春兰、艾冬梅等也许是少数的，但是一个人的生计困难，牵涉到的是一个家庭，是一个他和她身边亲属好友的社会层面，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这些退役选手生计困境所产生的“标杆效应”不可小觑。艾冬梅多次发誓，打死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再搞体育。她个人的遭遇，已经成为正在犹豫着是否将孩子送上竞技场的众多家长的反面教材。人们有理由担心，我国体育竞技的“塔基”正呈萎缩的态势，若干年后，有多少人愿意从事这高名利、高风险的“职业”。

　　这是一个普遍关注民生的时代。对这些有困难的退役运动员做一个摸底排查，开展必要的援救行动，对那些可能面临困难的未来退役选手，筹划必要的职业培训，对依旧遭受着被剥夺接受正常文化教育全面发展权利的青少年选手，建立必要的监督查办机制，都是可以着手的亡羊补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