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广沪"生死状"带两大锁 亚洲杯四强成最低指标

　　一纸“不进亚洲杯四强自动下课”的合同，让朱广沪(朱广沪新闻,朱广沪说吧)终于明确地看到了他执教中国队的“生死门槛”。这位上任时风光无限的国足主帅，在他指挥的第一次大赛前，就面临着“下课”与否的决定时刻

　　不过这份合同还不是他最大的尴尬。

最大的尴尬在于，在这份“权责分明”的合同外，朱广沪并不能像他的外籍前任那样，可以放开手脚、率意而行。制度、环境与大势的“锁”，不会随着一纸合同而消失。相反，朱广沪必须带着它们，一起冲向那个必须完成的亚洲杯四强梦。

　　制度之锁·“太上皇”永不消失

　　就在那份“亚洲杯目标”合同出台前一天，国家队教练李树斌带着国足亚洲杯备战计划的又一份修改稿，赶往中国足协向领导汇报。在此之前，朱广沪的两份亚洲杯备战计划，都被谢亚龙(谢亚龙新闻,谢亚龙说吧)和南勇退回。2月在苏州，朱广沪递交第一稿，结果因“不够细致”被要求“修改”；3月在香河，朱广沪递交第二稿，但谢亚龙指出，这份计划对西亚球队研究不够、过分依赖留洋球员、阵容不如杜伊多变，需要再回去“修改”。3月中旬和4月初，国家队在两次集训前，教练组都向中国足协领导汇报一份新的、更“详细”的亚洲杯备战计划。

　　即使有了新的合同，这种惯例仍将继续。无休止的计划汇报、修改、再汇报，很可能延续到亚洲杯的前夜。表面上看，合同将中国足协与国足主教练，从以往军事化的“上下级”关系，变成了一种雇佣关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朱广沪可以自行制定计划、任意行事，在亚洲杯结束后再“秋后算帐”。他更不可能像米卢那样，当南勇副主席一次次向其追要“计划”时，总能以“在我心里”搪塞过去。朱广沪面临的实际情况是，他必须首先向“太上皇”———中国足协高层汇报自己的想法，然后再以上层能够接受的方式，向“亚洲杯四强”的方向冲击。这是他唯一的途径。

　　朱广沪需要接受的，还有外部环境的经常变化。比如在4月16日－18日这样短短的三天飞行集训里，突然加入了国奥主帅杜伊和两名助教的“顾问团”。事实上，杜伊本人对于这样仓促的顾问，也显得非常小心，“只有在朱广沪愿意的时候，我才会跟他沟通关于训练和比赛的想法。”但中国足协的要求，远不止限于两名教练的交流。三天集训后，杜伊必须直接向他们上交一份关于国足的“调研报告”。

　　在被问及此事时，朱广沪说：“我和杜伊都是足协信任的人。”

　　环境之锁：杀死“带头大哥”的时代很多年以后，范志毅回忆1997年十强赛时说，主场对伊朗那一战，如果2：1时有人对全队大吼一声，也许不致酿成2：4被逆转的惨剧，但当时没人想到说话。2001年十强赛开打前夜，中国队两位“大佬”被抓到领着一群“小弟”打麻将，队内最终决定“小事化了”。结果预选赛开打，范志毅和郝海东倾情拥抱，中国队气势如虹，提前两轮出线。

　　足球是两军厮杀的团体运动，所以每个成功的团队往往需要“带头大哥”———尽管他们中许多人性格张扬、决非善类；但图穷匕现之际，却有决定性的震摄力量。坎通纳飞踹过球迷，基恩故意踢“废”过一个曼城队员，维埃拉在英超每赛季总要拿几张红牌，但曼联、阿森纳一失去他们，便如抽去脊梁一般魂不附体。同样地，朱广沪在深圳执教时，也通过这种“教父－大哥”式的领导体系，将一支9个月发不出工资的球队，带到了中超冠军。

　　然而国家队不是深圳队，中国足协也不是张海。在中国足球形象恶化的大背景下，中国足协急需一个“善良”的国家队，来挽救自己日益沦陷的名声。他们需要“杀死”、而不是培育“带头大哥”；他们不需要慈爱的“教父”，而需要卡佩罗式的“清教徒”管理。

　　在这样的环境之锁下，连得数张红牌的李玮峰，被开除出国家队长达数月之久。虽然在朱广沪的反复力争下，李玮峰在中国对阵澳大利亚前一刻得以回归，但被勒令“反省自己”、剥夺队长职位以后，李玮峰已经不再拥有向全队振臂一呼的权威。如果不出意外，更“模范”、却也更沉默的郑智(郑智新闻,郑智说吧)和肇俊哲(肇俊哲新闻,肇俊哲说吧)，将在7月亚洲杯上轮流佩戴队长的袖标。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7月中国队要进亚洲杯四强，就必须“硬碰硬”地淘汰韩国或者沙特。那时他们很可能发现：需要有个人，在关键时刻向全队怒吼。但在开赴马来西亚之前，朱广沪无权对此改变。对于李玮峰，他只能说：“李玮峰的实力大家有目共睹。”

　　时势之锁·小国足，大国奥

　　一个并不虚妄的假设是，即使朱广沪带队完成了亚洲杯四强的任务，它的影响力，也绝不能相比杜伊带队杀入奥运八强。作为中国整个社会的大事件，北京奥运会的影响力，足以在任何领域产生压倒性优势。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朱广沪注定是有史以来最弱势的国家队主帅。除非他拿出奇迹般难以置信的成绩，这枚强大的时势之锁，将无法被挣脱。

　　从上任伊始，中国足协副主席谢亚龙就宣称，北京奥运是未来几年中国足球最重要的工作，甚至因此得名“谢奥运”。尽管没有实行“中超南北分区”、“大国家队”等举措，重国奥而轻国足，却是谢亚龙无法回避的决策。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朱广沪接手国家队以后，就一直想要一名体能教练，却久久未能如愿。最终，事情还是通过杜伊“顾问”国家队，得到了暂时性解决。杜伊带来了国奥的体能教练托米奇，由他带着国足训练体能。而朱广沪谈到杜伊“顾问”一事也说：“我和他将进行业务交流，主要是在体能的方面。”

　　是否组建“大国家队”？是否允许国奥球员参加亚洲杯？甚至是否为国家队备战更改联赛赛程？在这一系列摇摆不定的政策决断中，受到威胁的实际上一直是国家队。带着这样一支始终前景不明、定位暧昧的国家队，朱广沪却在一夜间突然走到了生死边缘———亚洲杯四强，否则使命终结。

　　作者： □晨报记者陆维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