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梁专栏：霓虹灯下的哨兵 上海对国乒的贡献

　　光绪三十年（1904年），上海四马路王记文具店的老板去日本做生意，购回10套乒乓球器材，陈列店中，为了招徕顾客，王老板亲自挥拍示范。于是，中国乒乓球运动的第一颗火种，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悄然播撒。

　　百年之后的2003年5月，在花都巴黎，前来观摩第47届世乒赛的中国乒协主席、上海人徐寅生信步走进中国队驻地附近的一家咖啡厅，看到李富荣、张燮林、曹燕华、施之皓等人围坐聊天，老徐有感而发，用上海话讲道：“介许多上海人（这么多上海人啊）！”

　　确实，上海人对中国乒乓球运动五十年的辉煌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迄今为止中国获得的一百多个乒乓球世界冠军中，上海人的比例远远高出其它省市运动员。

　　早在1952年，中国乒乓球队成立之初，上海人王传耀、杨瑞华、薛伟初便是男队主力。1961年北京第26届世乒赛男团决赛，上海人徐寅生连胜星野和荻村，为中国队首捧斯韦思林杯；1963年布拉格第27届世乒赛男团决赛，上海人张燮林拿下三木和木村；1965年卢布尔雅娜第28届世乒赛男团决赛，上海人李富荣击败小中健和木村，中国队籍此实现了男团“三连冠”。同时，在第28届女团决赛中，上海人郑敏之单双打各取一分，使中国女队首捧考比伦杯。自此，上海人开启了世界冠军之门，在世乒赛的七座奖杯上，都铭刻着上海人的名字：男冠军有王传耀、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陆元盛、施之皓、丁松、王励勤(资料,王励勤新闻,王励勤说吧)；女冠军有郑敏之、张德英、曹燕华、何智丽、倪夏莲、沈剑平。其间徐寅生、李富荣接连出任中国男队主教练，张燮林、陆元盛相继担任中国女队主教练，成绩斐然。

　　上海人精明细致，长于钻研，在以“创新就是生命力”著称的中国乒乓球队，上海人贡献了很多新技术、新打法。诸如：王传耀的大两面攻、徐寅生的正手快带、张燮林的长胶削球、丁松的削中反攻以及曹燕华的直板反胶弧快型打法、倪夏莲的直板长胶反胶倒板进攻型打法、王励勤的快凶均衡型打法等。这些新技术每每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数次帮助中国乒乓球队在残酷的竞争中如履薄冰地走向胜利，留下了许多令国人至今仍津津乐道的经典战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1961年中国首次举办世乒赛前后，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乒乓器材品牌——上海红双喜。发展到今天，经过国有企业到股份制企业的改造，红双喜多次赞助世乒赛和奥运会，相继推出40毫米大球、狂飙套胶、彩虹球台等产品，在国际乒坛掀起“中国风暴”。其中，狂飙套胶成为国手的首选，世界乒乓球比赛80％的三星用球，都是红双喜生产，小球时代最后一次大赛（悉尼奥运会）以及大球时代第一次大赛（扬州世界杯），用的都是红双喜乒乓球，这是国货的骄傲，也是中国乒坛的骄傲。

　　当然，上海人对乒乓球运动的贡献远不止此。除了为中国乒坛锦上添花外，上海人为世界乒乓球运动做了卓有成效的普及与推广。徐寅生在担任国际乒联主席期间，会员国突破了一百大关，在他极力倡导下，乒乓球由38毫米改为40毫米，提高了比赛的观赏性。李富荣、姚振绪等一直在国际乒联任职，其中姚振绪长期担任技术委员会主席，直接参与了近年来历次重大改革议案的制订。姚振绪曾任中国乒乓球队领队，是张燮林之后的削球“秘密武器”，可惜赶上了“文革”，未能摘金夺银，眼下的工作，足慰当年之壮志未酬。

　　阴差阳错，与乒乓球运动渊源极深的上海，直到2005年才得以举办世界乒乓球锦标赛。2005年世乒赛的招商借助上海的广阔市场空间，呈现了一派盛世年华的景象，日本JCB信用卡公司仅仅买一个运动员所佩戴号码布的署名权(有效期7天)和比赛场地内的广告牌权，就花了40万美元，合计320万人民币左右。相比之下，乒超联赛却举步维艰，世乒赛的赞助商，看中的不仅是乒乓球这项运动，更重要的是乒乓球在上海搭起的舞台。在上海滩十里洋场的舞台上跳舞，自然要比辗转于大篷车之上更具宣传效果。上海这两个字，确实要大于小小的乒乓球啊。

　　如今，上海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最开放、与国际接轨最全面的城市，拥有无与伦比的优势与影响力。我想，以上海深厚的乒乓底蕴，挥之不去的乒乓情结，再借助大上海独步中国的国际舞台，输送国手之外，上海依然能全方位地为乒乓球做更大的贡献。霓虹灯下的哨兵，并不是只有国手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