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望远镜的虚拟日记：我目睹了奥运零的突破

　　一只国产望远镜，带着些许寂寞，正在中国体育博物馆长生不老地活下去。

　　左边是玻璃，右边是玻璃，上边是玻璃，下边是绒布，兄弟，我就在这里一住21年。

　　那个把我送到这间博物馆的人，现在正坐在一间带沙发、柜子的办公室，有条不紊地阅读着文件。

上次有人问他我的事，他竟然摇摇头不置可否⋯⋯他不再是那个小城供销社的营业员了。那个时候，他辛苦地掌握着七万人的化肥，眼睛都被氨气薰坏了。那个时候，我还在南京光学仪器厂等待出生，作为望远镜家族的一员，我被兴奋的人们取名为“弹着观察镜”。我身长410mm，铝合金质地，30倍光学变焦，天生丽质，不像他，看起来粗厚老实，土气十足。

　　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个安徽佬带着一把枪，竟然从供销社一路打到省运会、省队、国家队，一下把自己打成了国家的人。而我和他的缘分也就此结下，那是1982年8月，他一到北京报到，就从射击装备科把我领到手。但起初他似乎不是很看得起我，把我丢在训练场的三脚架上。

　　直到1984年夏天，我才突然有了贴身喽啰的感觉，他把我取下来装进枪袋，带着我东奔西走，漂洋过海，这意味着我是自己人了。有时候，我甚至感觉到自己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当他啪啪啪一连发射几十发子弹时，自己稀里糊涂，看不清楚50米外上靶纸的受损情况，这个时候，我就是他的眼睛。他像将军一样把我置于眼睛之前，我告诉他应该自卑还是自豪。

　　有时候我比他还急，我恨不能那张纸千疮百孔。但纸顽固地站在那里，傲慢着我，我知道它是挑衅，它在说，自己是88年金身不坏。88年来，它一直在对中国人摇头。好了，到我记忆里最辉煌的那段去吧。

　　那天是1984年7月29日，我和他站在洛杉矶奥运会男子60发手枪慢射决赛现场。他打得很慢，打得不好，看得我焦灼不堪。这样下去，我们就要打道回府了。到了最后的第6组，几乎所有人都已经结束了比赛，有些人已经长舒一口气，有些相机已经在迫不及待地跳舞。而我的主人仍然在端枪、瞄准、尝试射击，接着放下，又重新端枪、瞄准、尝试射击，如此五趟，才总算连发三枪。

　　这个时候，我经历了人生最颤栗的一次观望。一切如此突然，我本来不抱希望，却发现远处的靶纸写上了两个10环，一个9环。566环！

　　他射穿了现代奥运会开展88年来中国无金牌的白纸。他被蜂拥的各国记者和观众围住了，从靶场到休息室，本来只有短短100米的距离，但他却在人海中走了漫长的20分钟——现在还在流传的胜利照片，还是一名台湾记者骗过保安，闯到休息室才拍成的。

　　当时的北京，《人民日报》发出社论，说“零”的屈辱，被神枪击破。而一名叫毕熙东的年轻人也心潮澎湃，着笔写了一篇270字的文章。这篇文章被《中国青年报》登到社论区，名为《别了，零》。现在，毕熙东已成毕老，但人们在说起他的时候，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创造了“零的突破”这个词。在当年的春晚，香港人张明敏高歌一曲《我的中国心》。在以后的每一届奥运会，媒体都在重新寻找他，要他回忆一下1984年的辉煌时刻。他的名字叫：许海峰(许海峰新闻,许海峰说吧)。

　　⋯⋯但是，现在谁又记得我呢？他把那块金牌交给了国家博物馆，把我和领奖服交给了体育博物馆，最后连子弹壳都交了。你听听他怎么说的：“我不收藏这些东西，观察镜是我进国家队时领的，捐到博物馆去，让大家去看，这对于国家来说更有收藏意义，我自己藏着没有什么意义。”

　　1992年的时候，和我功能一样的观察镜兄弟，被新兴的电子靶家族给震住了；到了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比赛索性全部用电子靶了。国家队后来觉得电子靶造价比较高，一个要耗掉20万人民币，所以有时候还会征用我们观察镜，但那用的也不再是我们那一代了。现在用的都是60倍的，我们呢，我们是不顶用的30倍。

　　是的，我被许海峰抛弃了。他自打把我交给博物馆后，他已经有20年对我不闻不问。

　　21年来只来看了我一次，就是来看了，也没有什么好话。当人们问他“时隔这么多年，再看

　　到自己在奥运会上用过的观察镜是什么感觉”时，你听听他怎么回答——“没什么感觉，还是那个老样子没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