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杨健
“南北分区”的动议被体育总局否决,08中超赛制一切照旧。足球圈内外长出一口气,有识之士差不多要念“阿弥陀佛”了。但我却不知该为中国足球称幸,还是该为中国足球悲哀。
不错,总局顺应了民意,让足协放弃了“矫枉过正”的方案,放生了中超。
就改制而论,从总局授意到足协动议提案,直至足协呈文上报等待总局批复,在行政上几乎是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已经被摁上了断头台,铡刀在下落时却卡在了滑轨上——此等好事在概率上不到十万分之一。中超之危,不是“南北分区”阴影下的生或死,而是其本身无权决定自己的命运,生死不由己。
所以我说,中国足球职业化进程历时13年,涂抹了一些商业化的脂粉,抄袭了一点欧洲主流联赛的模样款式,但“官督商办”的色彩仍未褪尽、产权归属的难题仍未解决,在足球界的生存状态上仍是“苟全性命于乱世”。
无论甲A还是中超,名为中国足球职业化的载体、与国际足球潮流接轨的形式,但在骨子里仍是行政足球“大屋下的丫鬟”。其存废,既不取决商业运作的成败、也不取决于广大球迷的褒贬,而是更多地系于总局与足协、足协与中超各队之间上传下达的一纸公文。
也正因此,当总局提出意向后,才会出现足协要员“心虚”地大加响应,却“矫枉过正”、效果适得其反的结果。
论及本次改制“虚惊”一场的发人深省之处,那便是让中超所有的投资者、经营者、以及众多在此旗号下谋食的球员、教练们认清了一个现实:不用他们亲自出马为中超所谓的职业化“证伪”,中超彻头彻尾就是行政权力主导下的、对国际足球职业化模式的“戏仿”。
说白了,中超就是足协凭以创收的“三产”。它顶着职业联赛的名头,看似是一个市场化运作的公司。可是,这个公司内部的工作规章、作息制度,事无巨细却都得由作为行政部门的足协来拟订、变更、裁决,因为足协凌驾于这个公司之上,拥有这个公司的产权。有趣之处在于此。
而作为足球职业化典范的英超,其产权属于各俱乐部出资方共同组成的职业联盟,在职能上与中国足协相对应的英足总无权干涉职业联盟的一切事务。即便是国家队备战世界杯等重大赛事,要抽调球员参加集训,英足总也必须同职业联盟协商,而后者拥有一票否决权。两相比较,中超此番“逃生”,真是“命大”?
“南北分区”终被搁置,就本质来说,只是一次有违行政运作惯例的小插曲,一次“法外开恩”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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