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日报：体育与教育

　　“我是什么系的……我也记不得了。”在说到自己所就读大学的院系时，羽毛球名将陈宏如是说。

　　“我现在几年级，这个可能你要问教练。”跳水冠军张新华赛后不好意思地告诉记者，对自己到底读几年级，他自己也感到是个很“挠头”的问题。

　　记者在本次大运会的采访中多次遇到这样的尴尬场面：有的运动员不知道自己学什么专业，有的运动员不知道自己读几年级。至于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大学学业，恐怕更多的运动员会表现出一脸茫然的样子。且不论这些大学生的真实身份，单说他们对学业如此生疏，就已经让人感到惊讶：大学生不该如此吧？

　　这种局面的造成是和中国现行的运动员培养机制密切相关的，而这一机制也将在很长时间内存在于中国体育界。应该说，目前中国大学生运动员的培养更多地采用的还是一种“嫁接模式”，即让一批运动成绩突出、正处于运动生涯初、中期的选手进入高校进行深造，放低“高校门槛”也是无奈之举。但这至少告别了过去一味追求运动成绩而忽略运动员文化修养的“瘸腿”培养方式，打通了新的培养渠道，从制度上解决了“体教结合”可行性的问题，为高校培养高水平运动员提供了可能。

　　其实，运动员退役后就业难、生活窘迫的问题已经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让从事体育竞技的选手不为竞技所拖累，让他们退役之后能够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中人，这是“体教结合”担负的重任。而解决中国竞技体育现存问题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缩小竞技体育“金字塔底”的基数，解放一大批在竞技体育中没有发展前途的选手，让他们重新回到正常的教育轨道上；二是做大体育经济这块“蛋糕”，让这个市场足以消化退出竞技体育的选手。

　　显而易见，教育在引导体育的发展方面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教育可以被视为体育竞技淘汰机制下的“回收器”，以及为体育市场培养实用性人才的“生产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