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波
谢亚龙要“离岗学习三个月”去了。这几乎就是他告别中国足协的另一种方式。在国足世界杯外围赛惨败、国奥和女足奥运会折戟之后,被全国球迷和网友铺天盖地喊了无数遍的那句“谢亚龙下课”,有机会变成现实了。
此时,不禁想起了三年半之前,谢亚龙顶替阎世铎执掌中国足协之际,我写下的一篇《新瓶旧酒》。找出那张报纸,发现当时的一些说法,现在看起来依然耐人寻味。摘录几段如下:
“阎世铎终于离开了。这个名字将迅速消失在公众视野里,中国足球要学会接受一个新的符号:谢亚龙。
中国的媒体也要学会适应这一现实:今后的几年,被他们习惯性地无数次批倒批臭并踏上一只脚的,变成了另一个人。旧的靶子倒下去了,新的靶子已然树起。
反对中国足协和讨厌阎世铎的人们,可以因此而歇一口气了;然后,再重整旗鼓,把反对和讨厌的矛头,指向老的足协和它的新的掌门人。
我不了解谢亚龙,在他履新之际说出如此一番大不敬的话来,是否太武断、太过分了?一点也不。如果说,当年阎世铎接替王俊生之时,大家对中国足协和中国足球的改变还抱有某种希望的话,那么,如今阎世铎以比王俊生糟糕不知多少倍的名声重蹈覆辙的时候,谁还敢对他的继任者存有起码的幻想——极少有人会在同一个地方摔倒第二次。
这不是阎世铎的错,正像当初王俊生其实非常无辜,而且我们现在就应该能够预见,若干年后谢亚龙被另一位继任者取代时,他亦可博得人们同情的目光。中国足球的错误是体制的错误,不是某个体制人的错误。这与王俊生、阎世铎和谢亚龙的个人品质和工作能力无关。”
这段话里可能只有一处是不够准确的:谢亚龙要离开之时,几乎没人会向他投去同情的目光。谢亚龙的个人品质不好评价,但他比王俊生、阎世铎更糟糕的工作能力,无疑对中国足球的体制错误起到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他的两位前任总的讲非常失败,可至少还算是各有亮点,而谢亚龙在任内则毫无建树。然而,谢亚龙与王、阎二人相比,仍只是量的差异,不可能有质的区别。
算上谢亚龙,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这一位置,已经葬送了三位正司级干部。假如不在体制和观念上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真正按足球职业化、市场化的规律办事,显然,还会葬送第四位、第五位……
还是用当年那篇文章的最后一句来结束本文吧:中国足协需要改变的,是体制,不是人。不是盛酒的瓶子,而是瓶子里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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