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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并不缺少富豪，但却很少有人像比尔·盖茨那样倾家荡产热衷慈善。其实，慈善文化在中国古已有之，无论是修桥筑庙还是捐资赈灾，中国社会并不缺乏爱心。但是，这种慈善更多的是一种利己的怜悯、同情施舍和单向救助，对回报的期望值也过高，因此很难体味到赠予利他时所收获的社会责任认同的快乐。
残奥会的“爱心遗产”
从古代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近现代则如此阐释慈善——“予人玫瑰，手有余香”，华夏文明，一直没有忽视慈善这个命题。无论是残奥会赛场上挑战命运和身体极限的抗争，还是开幕式上四川残疾女孩李月《永不停跳的舞步》，残疾人朋友赠予社会的震撼、感动和“余香”，远比他们所收获的“玫瑰”和掌声要多，而人们在“悲天悯人”的同时也不禁反思，“我们还能为他们再做些什么？”
其实，这些坚强的舞者不需要“怜悯”，他们需要的是尊重、掌声和空间。残疾人体育只是慈善事业的一面镜子，然而透过这面镜子，我们却在残奥会的无障碍服务等“爱心遗产”中见证着中国慈善文化的一种理性转型。“我们以往的慈善理解存在误区，都是填鸭式强塞给残疾人朋友，把自己当成了救世主，其实这种爱心应该是一种建立在尊重上的平等互赠，残奥会让我们也收获很多！”北京残奥会志愿者刘云涛感触颇深。
在以往的传统文化中，慈善只是一种同情悲悯和救济，只是对他人的一种救赎。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在慈善事业中收获自身的社会价值完成自我救赎，既是赠予者也是受赠者。在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后，上海市民朱希晨的母亲沈翠英将自己一套近150平方米的住房拍卖，所得450万元全部捐出，用于在四川都江堰地震灾区建造一所能抵抗强震的学校。同样，凭130亿身家位列2007年胡润百富榜第45位的企业家张祥青的自赎也让人们重新认识中国慈善文化。这个唐山地震孤儿在汶川地震后，与妻子累计向灾区累计捐款1.1亿元，他说：“财富是大家的，是社会的。”
“全民慈善”氛围渐浓
从四川大地震到北京残奥会，中国老百姓从来没有以如此的热情投身到慈善事业里去，这种爱心必然会影响到巨富、名人们的慈善观。
中华慈善总会有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每年获得的捐赠有10％来自平民百姓，这10％的捐赠也成为带动“名人慈善”的关键，“全民慈善”成为一种价值取向。中国一些企业家、富豪，也开始光明正大地行善，在2006年《福布斯》中国慈善榜中，上榜中国企业的捐赠金额较前两年大幅增长，专注且持续的慈善策略日益成为中国企业家的理性追求，而这与“全民慈善”的氛围密不可分。
慈善不仅是一种捐赠，更是一种舍得，有舍自然有得。在2007年上海世界特奥会，姚明为了赶到一个论坛和特奥运动员见面，并接受国际特奥会的颁奖，最终缺席火箭队训练日活动还被罚了款。不过，姚明的收获却更多，“我从特奥运动员身上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最重要的东西：勇气。这会一直激励我在事业和人生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有媒体报道，北京奥运会冠军邹凯的自由体操金牌、李小鹏的双杠金牌等物品将于月底的慈善晚宴上捐赠拍卖，用于捐献灾区，而由著名运动员李宁、蔡振华、李永波、周继红等发起成立的中国运动员教育基金会即是主办方之一，越来越多的体育名人也开始投身慈善。
慈善环境不断完善
中国传统的慈善文化，主要以家庭、亲友为圆心，然后才不断向外拓展，这种“同心圆”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慈善的“大爱无疆”。但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并不只是慈善者的利己主义，也与中国慈善环境的不完善也有一定关系，人们在不透明的慈善体系中很容易产生“信任危机”。
然而，此前的四川大地震让国人看到了中国慈善环境的不断完善，企业、个人纷纷向灾区伸出援手捐钱捐物，而在政府的监督下，慈善组织小到一顶帐篷的购买、使用的全程透明跟踪，也让慈善组织的公信度不断提升，人们开始大胆地把捐赠给予第三方，走出“同心圆”。此外，在税收方面，中国政府也全力为赈灾捐助开放绿灯。
同样，残奥会也见证着这种慈善环境的转变。在北京，人们不仅从比赛场馆、公共交通、医疗卫生、公共景点等无障碍服务中看到了中国为残疾人事业做出的努力，也看到了这个国家在慈善事业中的善行善远。
在北京残奥村和平广场有一面《残疾人权利公约》纪念墙，据称这也是残奥会历史上首次展示《残疾人权利公约》。在这面墙的背后，记录着北京尊重、平等、互助的一幕幕，也记录着中国慈善文化的理性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