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青尴尬只是个开始 举国体制能否拯救中国足球

　　本报讯“豪赌国家队”、“豪赌奥运会”，谢亚龙在主政中国足协的三年多时光里，在两支国字号球队身上耗尽精力。但是当中国队在这两个“赌局”都匆忙败下阵来的时候，人们才突然发现现在需要为当时的“疯狂”付出更高的代价。

　　现状：

　　U19国青的尴尬只是一个开始，面临着无人踢球的断档危险

　　比原定的集训时间推迟了整整5天，U19国青队在今天才能为10月31日开打的亚青赛开始最后的备战集训。必须强调的是，随着这支球队慢慢成长，两三年后球队中的大部分球员将成为新一届国奥队的一员。

　　但是同当年“沈家军”、“85国奥”这两支前任国奥队初次登场时的热闹相比，刘春明率领的这支球队要冷清了许多。因为中国足球形象的不断下滑，已经没有太多人对这支球队的诞生有太多兴趣。随之而来的是，赞助商们的兴趣索然，已经让中国足协青少部所能掌控的经费从4年前的1000多万元，急速缩减到了现在的每年只有可怜的200万元。于是，U19国青队从组队开始，就面临着缺少经费，无法参加高质量的国际比赛。直到本次集训开始前，参加本次亚青赛决赛的球员当中，还有相当多的一部分球员，至今没有参加过一场国际比赛。

　　当然，更糟糕的是，因为中国足球近年来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的极度萎缩，这支球队在选材当中，遭遇了相当大的麻烦。目前，球队的集训球员是从全国400多名同年龄段球员中挑选而出的，4年前，征战北京奥运会的那支国青队在成立之初，集训队员则是从1400多名同年龄段球员们中选出的。而按照一支国字号青年队的组建规律，球队当中应该自然形成一个年龄梯次，但这支国青队当中的球员竟然清一色地出生于1989年，1990年之后出生的球员没有一个人，这充分说明了目前中国足球后备力量中的危机。

　　这种危机显然只是一个开始，一位长年从事青少年足球培养工作的教练告诉记者，相对而言，这支U19国青队面临的问题还不算严重，接下来的几个更小的年龄段则面临着更大的危机，目前国内1993年龄组甚至面临着无人踢球的断档危险。

　　探因：

　　足协领导急功近利导致青少年培养陷入停顿

　　从阎世铎到谢亚龙，这两任中国足协的领导，都在上任之初，把青少年足球的培养工作称之为“重中之重”，但有限的工作任期，却让他们决不甘心，静心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基础工作。他们将绝大部分精力放在国家队、国奥队身上，忽视青少年足球培训系统的建设和维护，最终让中国足球的基础面临崩塌。

　　一直负责青少年足球工作的中国足协副主席杨一民曾撰文披露了下面这一组数据：“据有关方面统计，在1990年到1995年间，我国青少年足球人才数量达到历史最高的65万人；1995年至2000年，下滑为61万人；2000年至2005年，降至18万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当前在中国足协注册的青少年足球运动员仅有5万多人。”

　　在一些足球发达国家，青训系统的建设是该国足协工作的重点。但直到现在中国足协都没有一份统一的青少年训练大纲。2002年，中国队获得世界杯参赛权时，足协技术部曾有意制订出一份指导全国青少年培训工作的训练大纲。之后，这份大纲虽然被相关人士制订出来，但是足协高层领导的不重视，最终导致这份辛苦制订出来的训练大纲基本上无法在全国推广下去。

　　没有统一的训练大纲，最终导致青少年足球教练素质不高，中国足球的青训系统也随之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中国足协青少部主任朱和元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我们不能回避这个现实，中国青少年队教练整体素质不高，不懂教育方面的专业知识。平时只注重对孩子的足球专业训练，却轻视了对孩子全面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影响了小队员的成材。”

　　就连中国足协用来培养人才的中国足球学校，也陷入到了人才危机当中。中国足球学校最鼎盛的时候是在1998年、1999年，那时候在校学生有1000人左右，现在只有300人左右。而据来自中国足协的统计，目前1992年龄段的全国注册队员只有182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足球这些年成绩不断下滑的背后，青少年足球培训工作却以更快的速度下滑着，如果再没有人重视，中国将真的要面对无人踢球的尴尬局面。”一位基层教练对记者说。

　　思考：

　　“举国体制”能否拯救中国足球？

　　中国足球面临困境，恐怕要比国足在世界杯、国奥在奥运会上的失利严重得多。今年年初，谢亚龙为了扭转这一危机，曾经提出了一个通过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优势，拯救中国足球青训系统的方案。方案的核心就是，青少年足球的培养工作仍然由各地方体育局来完成，等球员年龄满19岁，进入成年队之后，再由各职业俱乐部“按需购入”。这一方案目前已经得到了体育总局高层的支持，很可能将在今年底之前正式启动。

　　日前，中国足协在向各省市体育局下发的青训体制改革方案讨论稿中表示，将以改革城运会和全运会赛制为契机，把整个中国足球青少年的培养纳入到地方体育局旗下。“政府主导，共同参与，依托社会”。将原来靠市场自生自灭的青少年培养模式，改回为举国体制。

　　为了提高地方体育局的积极性，中国足协首先计划对全运会足球比赛进行改制，除了将参赛队伍由12支扩充为16支外，还特意增设了乙组比赛，为参加了上届城运会的队伍提供新的平台。同时，甲组冠军所获金牌按3枚计算，比原来的全运会足球比赛多了一枚，乙组冠军也将有两金入账。

　　一边刺激，一边限制。十一运会之后，职业球员将不得参加城运会和全运会。为了避免有些省市临时买一支队伍来参加城运会和全运会，届时也将对球员注册时间作出限制。在地方协会注册满5年的，才有资格参加全运会，参加城运会则需注册满3年。

　　中国足协显然希望，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各省市体育局都能够成立相关年龄段的梯队，让青少年足球培养回归政府，由政府“控制、管理、主导、主张、主持”，而不再任由社会足校自生自灭。

　　但是中国足协的这一“救市方案”，却受到了不少人士的质疑。有人表示，当时中国足球之所以最终从专业队体制转轨为职业足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出于金牌投入与产出比的考虑，一些省市体育部门，宁可将经费投入到一些个人项目上，而不愿意加大对球类项目的投入。最终导致包括足球在内的一些大球项目极度萎缩。如今，中国足球在职业化这么多年后，又重新走回老路，无疑意味着一种倒退，也无法真正改变青训体制面临的危机。

　　当然同样也有人认为，中国体育在奥运会上的成功，充分证明了“举国体制”的有效性。而且现在中国的财力基础已经和十几年前不可同日而语，重新利用这一中国体育独特的优势，对医治中国足球的沉疾无异于一剂“猛药”。但中国足球要想真正走出困境，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需要的恐怕还是脚踏实地和寻找出一条真正适合中国足球的特色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