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锐
中国足球面临困境,恐怕要比国足在世界杯、国奥在奥运会上的失利严重得多。今年年初,谢亚龙为了扭转这一危机,曾经提出了一个通过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优势,拯救中国足球青训系统的方案。方案的核心就是,青少年足球的培养工作仍然由各地方体育局来完成,等球员年龄满19岁,进入成年队之后,再由各职业俱乐部“按需购入”。
日前中国足协在向各省市体育局下发的青训体制改革方案讨论稿中表示,将以改革城运会和全运会赛制为契机,把整个中国足球青少年的培养纳入到地方体育局旗下。“政府主导,共同参与,依托社会”。将原来靠市场自生自灭的青少年培养模式,改回为举国体制。
为了提高地方体育局的积极性,中国足协首先计划对全运会足球比赛进行改制,除了将参赛队伍由12支扩充为16支外,还特意增设了乙组比赛,为参加了上届城运会的队伍提供新的平台。同时,甲组冠军所获金牌按3枚计算,比原来的全运会足球比赛多了一枚,乙组冠军也将有两金入账。
一边刺激,一边限制。十一运会之后,职业球员将不得参加城运会和全运会。为了避免有些省市临时买一支队伍来参加城运会和全运会,届时也将对球员注册时间作出限制。在地方协会注册满5年的,才有资格参加全运会,参加城运会则需注册满3年。
中国足协显然希望,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各省市体育局都能够成立相关年龄段的梯队,让青少年足球培养回归政府,由政府“控制、管理、主导、主张、主持”,而不再任由社会足校自生自灭。
中国足协的这一“救市方案”,却受到了不少人士的质疑。有人表示,当时中国足球之所以最终从专业队体制转轨为职业足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出于金牌投入与产出比的考虑,一些省市体育部门,宁可将经费投入到一些个人项目上,而不愿意加大对球类项目的投入。最终导致包括足球在内的一些大球项目极度萎缩。如今,中国足球在职业化这么多年后,又重新走回老路,无疑意味着一种倒退,也无法真正改变青训体制面临的危机。
当然同样也有人认为,中国体育在奥运会上的成功,充分证明了“举国体制”的有效性。而且现在中国的财力基础已经和十几年前不可同日而语,重新利用这一中国体育独特的优势,对医治中国足球的沉疾无异于一剂“猛药”。但中国足球要想真正走出困境,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需要的恐怕还是脚踏实地和寻找出一条真正适合中国足球的特色之路。 杜 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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