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8救市议案:把老板当农民 法律引入足球

　　全球金融及经济危机的大潮下，中国足球的危机愈演愈烈。如何救市？中国足球有无“政府资金”的强力注入？有无跨国联盟式的鼎力互助？有无切实可行的救市良药？本期报纸为决策者提供各方人士的“救市方案”，供参考。

　　一、把俱乐部老板当农民　　

　　议案提交人：何北（媒体著名评论人。据阎世铎回忆，2001十强赛前，在全国一致“换米卢”的声浪中，他是中国足协新闻常委会惟一力挺米卢的人）

　　如果我们不单一地从足球看问题，而是从中国的经济和市场，从人们对未来的信心指数看问题，再比如从中国最根本的“三农”看问题，中国足球一些长期纠缠不清的争执很容易得到解释。

　　十七届三中全会解决的是中国农村的发展战略（注意，不是战术，不是权宜之计）。非常不复杂，直接了当地直指衍生所有问题的核心：“耕者有其田”。好了。有了这一条，农民，农村，农业至少陡长了信心，有了国家法律的保证。规模化经营，“二元”社会变成“一元”社会，拉动农村的内需消费这样长期得不到有效落实，关乎整个国家经济的大锁就被打开了。

　　这实际上是一次有关“意识形态”的变革。60年前我们打倒了地主，剥夺了私有。今天，我们又让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也就是地主），让“永久使用”替代“私有”。这不是对历史的否定，而是对历史的顺应。这是在对全局、全球发展准确地把握之后，作出的对中国未来负责的历史性决议。之所以先讲这么多三中全会的事，只是想说明一点，中国最大的事是农民，涉及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二。在这件事上有如此突破，如此改革，如此还利于民，我们还有什么难题能与农民问题并驾齐驱？还有什么局部利益死把着不放？

　　其实，中国足球变革放在上述的背景中，已经根本不算个问题，但还是要说几句。从中国足球职业化的那天起，这项运动在中国就划入了市场经济，进入了商业领域。这一从各省、市、区体育局行政拨款养活的专业队，到各俱乐部老板掏腰包自负盈亏的职业队的变化，很类似从人民公社“养活”的农民到“家庭联产承包”的农户的改变。人民公社取消了，代之以县、乡、镇政府。但中国足球的“人民公社”没有取消，还要下任务，定指标。当然，中国足球市场要有管理和管理者。但转变之后的核心，也叫“关键词”，即“利益”，一直以来比较模糊。从“中超联盟”到“中超公司”，无论以什么理由引起的争执，其根本还是“利益”。“利益”怎么落实，如何在法律中（章程中，体制中）得到保证，谁得“大头儿”，谁拿“小头儿”等等，一锅粥。

　　就像“包产到户”后，“三农”问题依然让人头疼。名目繁多的税收，种子、化肥，农药、饲料的涨价，乡镇干部的巧取豪夺，农民失去了信心。于是我们实行对农民免税，对生产资料进行补贴，对坏干部进行惩处。但这不是根本。农民不放心。不放心意味着不投入，不去想未来发展。我们各俱乐部的老板目前的心态与之相似甚至有过之。

　　接下来的话好像不用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