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存在巨大利益空间 奖金发放暗箱操作严重

　　“奖金门”

　　事件表面看起来是两个女人的恩怨情仇，但深究下去，还是巨大的奖金在作怪。从马家军事件、王德显事件，一直到于芬的“奖金门”事件，为什么比赛奖金一直是体育界内部矛盾爆发的核心问题？因为利益实在太过巨大——体育圈里金钱汹涌。 >>谈谈你对“奖金门”的看法

　　奥运会 巨大利益空间

　　2000年悉尼奥运会后，我国中央政府发放给金牌得主奖金额度为20万，国家拨款的奥运奖金总额达到3133万元人民币，各地方政府发放的奖金累积则远超于此。及至雅典和北京奥运会，金牌得主奖金增加为35万，按照国家有关奖励办法的规定，主教练与其负责训练的运动员所得奖金一样，那么北京奥运单项金牌选手的主教练同样得到35万元人民币的奖金，加之其他有功人员的政府奖励，数目巨大。

　　按于芬说法，悉尼奥运会后，湖北省政府奖励本省籍奥运运动员，金牌30万，银牌20万，作为获1金1银的伏明霞的教练，于芬应得到50万，但这笔款项她并没有拿到，而是由湖北省体育局交给国家跳水队之后不知下落。

　　于芬这笔奥运奖金，依据的是湖北省相关的体育奖金规定。在国家有关奖励办法公布之后，各地方省市也依照此办法制定了省市一级的奖励实施办法，详细规定了相关奖励人的奖金标准。

　　但奥运会上能拿奖牌的只是少数，全国运动会的利益分配才是大头。

　　全运会 奖金更加惊人

　　在一份内部材料上，2005年十运会广东的奖励方案被详细披露。在那届十运会上，广东省共获得金牌45.5枚，银牌42.5枚，铜牌36.5枚，总计奖牌124.5枚(计入雅典奥运会广东运动员获得的9金4银2铜)，金牌榜和奖牌榜都排第二，和位列第一的江苏，位列第四的山东一样，既是经济强省，同时又是体育大省。

　　广东省代表团获得的124.5枚奖牌中，单项金牌的规定奖金20万，银牌8万，铜牌4万。这样，所有前三名运动员的奖金总额度至少1396万。

　　而“直接培训运动员出成绩的主教练，时间满两年以上的，奖励标准与运动员相同，满一年不足两年的，按奖励标准的80%计发；满半年不足一年的，按50%计发”，如果主教练取中间数，都按80%计发，那么金银铜牌得主的教练员的奖金，至少又有1117万。

　　除去主教练奖金外，还有副教练。“副教练根据其专业技术职称，分别按主教练奖金的50%~70%发放。”按每个主教练都配备有一个副教练算，同样取中间数60%，这笔款项有670万。仅仅这三者的奖励奖金相加就会达到3183万。

　　江苏、山东、北京、辽宁、上海等十运会的奖牌大省（市）毫无例外，都有各自的重奖计划，奖励对象及金额大同小异，如此下来，仅这几省（市）的十运会奖金金额就将是一个异常巨大的惊人数字。可参考的另一个数字是，整个十运会共产生了1000余枚奖牌——这也就意味着整个十运会的奖金数额将达到数亿元。

　　奖金金额出来后，接下来就是申报环节。申报都是由各管理中心在赛后统计填报，然后上报体育局审核，再报由省财政厅下拨钱款。此程序各省亦大同小异。然而，一旦某个管理中心监管不严格，多报、谎报、瞒报行为便易蒙混过关。“反正是向上级要奖金，能多要就多要。这些奖金的申领和发放细节都不透明，如果缺乏严格的监管和审计，奖金申报和发放环节都有漏洞可钻。”几位体育系统内人士都强调这一点。

　　奖金发放 暗箱操作严重

　　奖金从财政部门申请下来后，在体育系统内部进行分配时，又可能出现各种情况——这便是于芬与周继红争端的起因，也是马俊仁、王德显等事件的起因。

　　正是这些争端折射出竞技体育的奖金发放审计是缺失的，否则，不会出现多年后，于芬所说的“我没有委托过这5人代我领取奖金，我也没有从这5人手中拿到过任何奖金，这5人中有的人我甚至都不认识”等情况。

　　“体育系统审计越来越严，但奖金发放却很少审计。”有体育圈内人士说道。在很多圈内人士看来，体育奖金发放额度高，涉及系统内方方面面，同时内部监管力度薄弱，透明度又不够，分配过程中暗箱操作普遍，存在可能导致腐败的黑洞。

　　于芬在10月28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她应得奖金至少200万，实际却领到不足20万，她质疑国家队周继红侵吞了她的剩余奖金；而国家体育总局监察局却证实周继红没有侵吞，如果于芬所言不虚，那么她该得而未得的180多万奖金究竟被谁领走了呢？

　　于芬事件的最新进展是，于芬已聘请律师，可能要打官司。然而，检索历史，从马俊仁事件到王德显事件，甚至包括中国足坛黑哨事件在内的所有体育界涉嫌经济腐败的纠纷，最终试图以法律解决问题者，从没有过成功的下文。

　　公众应该感到庆幸的是，举国欢腾的北京奥运会结束后，于芬事件再次把竞技体育系统内部的利益争夺真实地展露到公众面前。然而，即便勇敢如于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会说“谁愿意把家里的事闹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