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芬重回国家队艰难 “奖金门”事件究竟为何？

　　12年前被迫离开国家队

　　事情得从于芬怎么离开了国家队说起。

　　1987年底，还在湖北省跳水队任教练的于芬被借调到国家队带李青，准备1988年汉城奥运会，1989年底于芬又带着1987年全运会后挑中的伏明霞、肖海亮参加了国家队少年集训，1990年1月于芬正式入选国家队。

　　1993年，于芬被任命为国家跳水队副总教练。当时的国家跳水队总教练是徐益明，一位可以称得上中国跳水“教父”的人物，他创造的许多训练方法沿用至今。

　　于芬当时执教伏明霞这样的主力，深得徐益明的器重。

　　核心队员所在的组，该组的教练自然比较受器重，徐益明时常帮扶于芬，甚至常在训练中亲自帮于芬的队员拉保护带(陆上训练的一种器械，让队员模拟空中动作)。慢慢地，队里开始有人觉得总教练偏心。加上当时于芬在队员分配、训练安排等事情上，给人一种“以我为核心，以后大家都得围着我转”的感觉，跳水队有些教练逐渐产生不满。

　　“两名教练都是事业型，埋头钻研技术，但都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曾任国家跳水队领队的王铁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个性太强和人际关系的“隐患”，无意中为之后中国跳水队教练队伍的变局埋下伏笔。

　　但最终导致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后，国家跳水队解散，总教练徐益明、副总教练于芬都不再被国家队聘用，还有另外的原因。

　　作为中国跳水队的“功勋”人物，加上体育人好胜直率的性格，跳水队总教练的徐益明，对主管相关领导并不大买账。“徐益明属于顺毛驴的，你敬他一尺，他敬你一丈，你批评他，他肯定要顶回来。”跳水队的老领队王发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996年4月，离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仅两个月时，中国跳水队还在进行选拔比赛。“徐益明当时的意见很大，他认为这等于是窝里斗，斗来斗去斗得大家筋疲力尽，而且打乱了他的训练计划。”时任国家跳水队领队的王铁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的意思是某些(领导)官员根本不懂训练规律。”

　　针对奥运备战、选拔等问题，徐益明还在中央电视台的《体育沙龙》节目中公开放了几“炮”。他与相关部门领导的矛盾由此公开化。

　　而恰在选拔赛中，上届奥运会冠军孙淑伟输给田亮、肖海亮，无缘奥运会。孙淑伟所在的广东队因此对徐益明不满。

　　“最后男子10枚金牌未能拿到，后来有人说是徐益明的责任，⋯⋯以前积蓄的矛盾就在这时爆发了。” 时任中国跳水队领队的王铁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那时甚至有地方队教练联名写信要徐益明下课。整肃徐益明也由此从上至下地开始了。

　　王铁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96年奥运会后，自己负责统计分配比赛奖金，根据政策规定，总教练徐益明只能拿到50500元，而直接带队员的副总教练于芬能分到近百万元。王铁生打报告，希望上级单位能另拨款奖励徐益明，未果。于是，王铁生就动员跳水队的教练们，希望大家每人拿出一部分奖金，提高徐益明的奖金额度。“其他教练都答应了，就于芬不肯。”王铁生说。

　　这件事也让跳水队的一些教练对于芬有看法。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后，国家跳水队解散后重组。

　　1997年11月1日，国家体育总局改革，运动队都从训练局剥离出去，单独成立各个项目的运动管理中心。它相当于是体育总局各个项目的办事机构，管办结合。

　　总局改革还有一个背景，当时的北京市天坛公园东侧的一条体育馆路，将中国的体育核心区分成两块，南边是训练局，北边是体委(后改为体育总局)的机关单位。没有运动管理中心的时候，管队伍、管队员都由训练局负责。很多人认为训练局的权力太大了。分权，是改革后的客观结果。

　　改革后，竞体三司的游泳处被取消了，曾和徐在奥运选拨等问题上有争执的郭庆龙出任游泳中心副主任。国家跳水队重组。原总教练徐益明、副总教练于芬都未接到任用通知，也没有接到解职通知。

　　1997年11月，国家跳水队重新集中，备战1998年世锦赛。由于是临时组队，没有任命总教练或主教练。周继红开始出任队干——相当于副领队职务。

　　从此，中国跳水队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周继红时代”，也纠缠着延续至今的“两个女人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