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亚龙三贡献：中超分红减半 力主球员自由转会

　　荆楚网消息(体育周报) 虽然接替者人选还未最后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谢亚龙要彻底离开中国足协了。从王俊生到谢亚龙，三任中国足协“一把手”里，应该是谢亚龙的结局最为悲惨。不过，他留下的也不全是失败。

　　贡献1:力排众议主张中超分红减半

　　中超公司是2004年阎世铎掌管中国足协时推出的，但阎世铎只把原来的甲A联赛挂上了中超联赛的牌子，而其他相关配套机制和措施都没有实施，也引发了俱乐部的反对，造成了2004年10月份的罢赛和造反风波。

从2月份接手中国足协后，谢亚龙在2005年年内完成了中超公司的各项筹备工作。在12月底准备举行中超公司首次股东大会之前，他取消了原来计划的中国足协20％的分红份额和2500万的足协分红保底特权，得到了广大俱乐部的支持，确保了联赛的稳定进行。

　　当时中国足协计划在2005年12月28日和29日在香河举行首届中超公司股东大会。在准备的会议材料中，当时的中超委秘书长兼联赛部主任郎效农考虑到尽可能多把利益让给各家中超俱乐部，修改了中国足协原来确定的“中超联赛赛季结束后，中国足协的分红份额为20％，并不得低于2500万”，取消2500万保底。文件经过中国足协副主席谢亚龙和南勇审阅后，两人都没有表示不同意见。而且，当郎效农特别指出此处修改内容后，谢亚龙和南勇都表示，正在考虑这个问题。

　　谢亚龙问：“这20％的份额是怎么确定的？”郎效农回答，这是阎世铎以前定的，基于保证中国足协利益的考虑。谢亚龙当时表示，这个分红比例还可以再降，他直接提出了中国足协只要10％，而且不要保底限制。谢亚龙的意见在会议上引起了异议，但他说：“中国足协不能与民争利。我们要和俱乐部同舟共济，一起承担联赛经营和管理的风险。这也有利于保证各家俱乐部的利益，保证联赛的和谐秩序，协调中国足协和各家俱乐部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为了多要钱，把中国足协的脸都丢了。而且，对中国足协来说，多一千万能做成多大的事情？少了一千万是不是就什么都不做了？！”同时，龙王还力主减少中国足协在中超公司董事会的董事席位。现行方案里，中国足协在7名董事里只占2席，其余5人都来自俱乐部；3名监事里，只有1人是中国足协代表。

　　2008年12月28日中超公司首届股东大会上，谢亚龙在总结发言里说：“中国足协作出让利的决定，并不容易。这么多年都是从中超联赛的赞助款中取得比较大的份额，已经习惯了，要改变靠中超联赛养活足协的这个习惯，是需要勇气的。这也证明了中国足协和各家俱乐部同心协力把中国足球市场做好的决心。”这次会议上，谢亚龙还就假赌黑等问题表示：在中超联赛接下来的发展中，需要各家俱乐部按照公正、公平原则参与联赛竞争和经营。谁罢赛，谁就是毁约，谁就必须退出去；谁玩假球黑哨，谁就不用在这里继续混。中超联赛里，一荣不能俱荣，但是一损则能俱损，不能留有害群之马。

　　对于谢亚龙在中超公司股东大会成立会议涉及的各个问题上的态度，中超联赛的设计者和管理者郎效农当时也感到意外：“没有想到谢主任这么开明，能够最大限度照顾俱乐部利益。经过一年工作，谢亚龙从刚来不了解情况，一些决策显得有些武断。但随着对足球工作的熟悉，谢亚龙已经在听取大家意见，而且很多决策也很开明。”

　　贡献2:力主球员自由转会

　　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实施球员自由转会，但谢亚龙在改革球员转会制度方面的确是想改变目前俱乐部占据“霸权”、球员只能被动接受命运的不公平状况。谢亚龙在离岗学习前已经交代青少部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准备工作。但随着谢亚龙的离去，不知今后的球员转会制度是不是还是朝着自由转会的方向进行调整。

　　2007年1月2日，谢亚龙在红塔基地看望在那里冬训的国家队，晚上和国脚们座谈。谢亚龙表示，考虑照顾队员们的利益，在限薪和转会两方面中国足协都将会调整政策，给队员更大自由。国家队这次冬训，是为备战2007年亚洲杯，谢亚龙甚至听取了队员们赛事过多疲劳的意见，表示将考虑改革中超赛制以减少每年的比赛。当时谢亚龙给国脚们的说法，都是自己的一些想法，而并未征求俱乐部和中国足协的意见，因此被认为是信口开河。这些想法中，如联赛改制就基本上属于异想天开，而限薪和转会两方面则的确在顺应现实。

　　当时谢亚龙设想，2007年赛季结束后，在转会制度上进行调整，如到了一定年龄的队员合同到期后能自由转会。但这些设想最终还是没能实施。今年9月1日中国足协办公会议上，谢亚龙布置青少部准备球员转会制度改革方案，计划对转会规则进行调整。现在，球员转会制度调整的方向就是缩小俱乐部在球员转会问题上的主导权，增加球员的决定权。

　　谢亚龙曾把转会制度的调整作为各级联赛正规化制度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他也认为，在转会和限薪问题上照顾了队员利益，也有利于国脚们安心投入国家队集训和比赛。现在，谢亚龙还没有来得及对转会制度进行调整就已经离岗，转会制度向自由转会方向靠拢不知道在今年联赛结束后是否能得以实施。特约记者陈雨

　　贡献3: 致力解决青少年培养困局

　　从1994年中国足球推行职业化后，青少年培养就脱离了原来的少年体校体系，转而依靠当时市场上大量出现的足球学校。但随着2002年韩日世界杯后中国足球滑坡、市场萎缩，这些足校纷纷关门，中国足球青少年培训面临窘境。青少年培养的问题，在阎世铎主政时期就显得比较严重了。当时中国足协提出了和教育部门合作，让足球进入校园，但未果。到了谢亚龙时期，球员培养“断档”更加严重，在08奥运年龄段之后的国青和国少两队组队时，全国召集在一起的候选球员竟然不到百人。这种情况迫使谢亚龙试图找到青少年培养的办法。

　　从2006年开始，中国足协青少部就组织了好几次全国范围的青少年培训工作调研活动，为出台新的青少年培养政策奠定基础。根据调研情况，谢亚龙提出了青少年培训回到原来的业余体校体制的思路，认为这样能减少市场化足球学校因为市场波动带来的冲击，稳定青少年球员基础。甚至，谢亚龙在今年已经责成青少部做好了建立青少年培训新机制的各种文件，但新的培训机制尚未建立，谢亚龙就离岗学习了。

　　谢亚龙对中国足球青少年培训体系的思考和努力值得肯定，而是否应该让青少年培训完全回到业余体校体制上去则值得商榷。在最近两年有关青少年培训工作的各种研讨会议上，与会者也提出了不少意见。不少人认为，目前情况下，中国足球青少年培训还是应该由业余体校和市场足校两条腿走路，甚至还要动员俱乐部积极参与，以扩大和夯实中国足球的人才资源。

　　阎世铎在任时，就提出了召开全国青少年足球工作会议的计划，但直到他离任也没有举行。而谢亚龙在位的三年半时间里，也曾多次提及并研究探讨青少年培训问题，但青少年足球工作会议仅在去年举行了一次准备会议，正式会议因为奥运会而推迟，到现在依然没有举行。对两任“一把手”来说，这是一个共同的遗憾。无论这两人在青少年培训问题上有怎样的想法，关键是中国足球青少年培训体制必须早日“破局”，现在又已耽误了四五年时间，希望下一届中国足协能够早日把这项工作提上议程。特约记者陈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