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国难”当头,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队教练?还是那些按部就班选帅的条条框框:有45岁至60岁的年龄限制?必须有执教职业队的经验?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听话……?中国足球都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新一届国足教练——一个旗帜性的人物将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墨守成规之下的候选人已是屈指可数,而最后“谣传”过和“谣传”中已被定下来的王宝山、殷铁生都纯属按部就班、墨守成规之类,就再自然不过了。
非常时期为什么不能打破常规、不拘一格降人才呢?我至今都不明白为什么“丹凤眼”高洪波连个“谣传”的边都没沾上,没人考虑过金志扬吗?年龄太大?难道国家队教练也有国家干部“退休年龄”的限制?还甭说这是个非常时期。2008年率西班牙队欧洲杯夺冠的阿拉贡内斯不也已过70岁高龄了吗?那就肯定更没人考虑过中国足球曾经最阳光的球员杨晨、曾经最刺头的球员郝海东和曾经最鲁莽如李玮峰般的范志毅了吧?1998年世界杯预选赛日本队十强赛前两场一平一负后,日本足协手起刀落“开”了老帅加茂周,果断换上从未有单独执教经验的国家队助教冈田武史,结果不到40岁、奇丑无比的冈田率队以不败战绩进军法国世界杯;阿根廷用一个谁都无法预料的马拉多纳,谁都知道要冒天大的风险,但场上需要“奇兵”、“突破”,场下何尝不是如此?用马拉多纳就是要在非常时期,给平庸和昏昏欲睡的阿根廷队打一针强心剂,非常时期必须用非常手段,改革时期必须用改革的手段。
比中国国家队主教练更难产的是中国足协的新领导人,除了年龄、经验和听话的条件,是否还有更多的限制?级别、党派、系统……最后符合条件的是否根本没几个人?所以才“拘了一格选不出人才”,所以才有立即引起了共愤的“谢亚龙回归”、及“南勇扶正”等“谣传”。电视里看2007年日本大阪田径世锦赛时,我曾有一个印象,结果查证后果真如此:日本田径协会会长是年过70岁的前外长、现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为什么中国足协没有考虑过有一个来自体育总局之外、或年龄超过60岁、或“党外人士”的领导人?中国不是一直有学者当部长、党外人士当副部长的先例吗?足球不是一直号称“改革的先锋”吗?为什么非常时期还不敢为天下先?“不管白猫黑猫,能把中国足球搞上去就是好猫”。我一直认为,中国足球几十年的惨败肯定是有理由的——让你破釜沉舟地去改革,让中国足球成为改革的最前沿,让中国足球坚决地把改革进行到底、而不是在伪职业化处停下来。选一个什么样的国足主教练,选一个什么样的足协领导人,实际上是中国足球改革有什么样胆魄的标志。
不是很多人说经济危机中的“危”中孕育着“机(会)”吗?那中国足球危机中的机会在哪儿?已经广泛流传的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是:下届全运会将增加一个青年队足球比赛的金牌,而且还按团体项目的两块金牌算。这是一个长远之计,是连接国家队、职业化塔尖和从娃娃抓起的桥梁,但是,这听上去还是体育局抓体育、足球处抓足球。从娃娃抓起还应该有学校的参与、有全社会的参与,而只是体育局金牌的“政绩工程”教育局会感兴趣吗?
从娃娃抓起的又何止是足球?田径、篮球、排球、体操、跳水……以及文化、艺术和世界观不都是需要从娃娃抓起吗?比只是为了足球的世界杯预选赛出线和奥运会拿金牌,从娃娃抓起的意义更在于提高整个民族的平均素质,这是比金牌银牌更重、更重要的千年大计、万年大计。从娃娃抓起也就是从学校抓起,“最好的建筑是学校”是日本人二战后迅速复兴的宝贵经验,这个经验也很适合于中国足球的改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皮之既存,毛何将之不附?中国足球的改革从来都离不开整个中国社会的改革,中国足球的改革必须与同样需要改革的中国教育齐头并进、大刀阔斧地改革。
选好国足主教练、足协领导人是改革,从娃娃抓起、打好德智体的全面基础是更大的改革。中国足球改革就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中国足球改革就是要敢为天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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