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两大顶级联赛相继发生“民告官”个案，引爆了中国足球和篮球职业联赛的信任危机。虽然两起诉讼都无疾而终，但武汉光谷和广东凤铝皆因欲告无门选择退出的后果，折射出职业化体育联赛改革进程中，相关的法律制度需要完善。
职业联赛的瓶颈 曾豪言打造“百年俱乐部”的武汉光谷，因为中国足协处罚李玮峰，愤而退出中超联赛。广东凤铝俱乐部因为“准入无门”，状告中国篮协无门也宣告退出。
两起“民告官”的诉讼，表明在市场经济、法制化时代的今天，以足球和篮球联赛为标志的体育改革市场化过程，已经遇到了“法制化”瓶颈。武汉光谷退出固然是极端做法，广东凤铝准入是否就理由充分，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只是，从俱乐部的立场而言，“讨说法”是面对矛盾时的诉求之一。不过，对于集主办者和“裁判员”为一身的行业协会来说，“讨说法”最终的结果，大都不了了之。
这就是中国职业化联赛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
资本寻求的效益 为什么中国体育职业化改革之前，没有“光谷告状”和“凤铝官司”？这是因为中国体育的职业化改革始于1994年，当资本进入体育界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作为职业联赛改革的先行者，足球和篮球牵涉的不同利益体最多，受到的关注与遇到的问题自然也最多，诸如人才流动、外援使用，乃至裁判执法公正性等方面，都曾遇到过或多或少的考验。
体育职业联赛的“民告官”现象，其实是社会资本和体育行业协会管理之间的较量。资本进入是体育职业化改革的重要因素，资本进入职业联赛，即便得不到经济效益，起码也想得到社会效益。这几年，资本和行业协会的矛盾越发突出，资本方希望司法介入，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纷争。
然而，按照我国《体育法》第33条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正是这条法律，排除了司法机关介入体育活动中发生的纠纷。
法律制度的完善 不管是“光谷退出”还是“凤铝事件”，两件事闹得沸沸扬扬，但最后却都以放弃法律诉讼、纠纷双方“一刀两断”而告终。法律界人士认为，在这一现象的背后，凸显出了我国法律制度方面的缺失。
法律专家一致认为，《体育法》1988年开始制定，1995年颁布实施，因为在足球职业化改革之前就已确定，实际上有了更多计划经济产物的意味。而《仲裁法》中也未提到体育仲裁，这就导致国内在体育仲裁法规方面出现了空白。
武汉光谷和广东凤铝遭遇的无人仲裁、投诉无门的尴尬，成了中国法学界和体育俱乐部的困惑：有权利必有救济，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但是在足协、篮协这样的行业协会自治的背景下，协会成员即俱乐部的权利，能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得到救济？
体育领域出现的纠纷，真的就无法可依？目前，行业协会法已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法律专家认为，这说明行业协会的法律地位和功能已经引起国家的重视。法律专家们希望，体育协会与俱乐部、球员之间的法律关系，能够借助这部立法得以清晰。
(责任编辑：韩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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