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足球发展 缺乏历史底蕴却不缺乏文化底蕴

　　华夏绿茵 如是说

　　绿茵浩瀚，环球同此凉热。足球这项世界第一运动，如有魔力，醉我世人，迷恋沉浸，若狂若癫。延入中国，足球亦为国人钟情，从未废弃，每每扬沸。

　　三十年来，华夏国力渐强，神州经济腾飞，竞技领域也水涨船高，傲立体育大国枝头。

然则中国足球却日益穷途，声誉凋敝。外战外行，丢球丢人；内战内鬼，假黑猖獗。与其它领域之勃兴昌盛相背，与和谐社会之文明进步乖离，是为奇谭。

　　小小足球，掩映人间百态，滚滚绿茵，折射社会碎片。中国足球的球事，纷纷扰扰，置于历史文化哲学经济以及大众心理和社会传播诸般背景，或许是一个非典型标本，能够告诉人们，本末如此翻转倒置、相对怎样凌驾绝对、因缘何以啼笑皆非。

　　蹴鞠已成往事 绿茵悲欢何人定

　　古代足球发轫于中国，这是定论；现代足球起源于英伦，亦是公认。从蹴鞠到足球，并非中国的麋鹿到了英国又引回中国那样，是同一生物族群的明灭延续，而是在历史上并不相干、形似而神非的两样事物。

　　蹴鞠在战国已有雏形，汉朝时在民间就很流行，唐朝得到发展和延续。宋朝是农业社会民间文化繁荣的黄金时代，蹴鞠作为当时从上层统治者到城市平民都喜爱的活动，受到着广泛的欢迎和追捧。

　　然而，蹴鞠始终不过是皇室和达官贵人的业余戏谑爱好，都市流氓和好勇斗狠之徒的发泄炫耀手段，不入士林法眼，也没有形成商业操作上的基本流程。

　　随着金破汴梁，南迁后的宋朝，尽管有着譬如“园社”这样的蹴鞠组织，但对抗性几乎完全让位于娱乐性，到了蒙元时期，中原和江南的繁华如三千东流水，蹴鞠也开始了最终的消亡之路，到了明清，蹴鞠已经彻底沦为街头杂耍。

　　现代足球的第一个俱乐部，诞生超过150年。作为工业时代来临之后的最重要体育运动项目，足球的兴起，和产业工人的爱好密不可分。英国工业革命让城市有了专门的工人聚居区，足球在受到蓝领工人的热捧之后，开始受到商业的关注，并迅速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直至国际足联成立、以及世界杯的开始举办，一球风行，至今未衰。

　　足球发展至今，有着完备的商业逻辑和运作体系。而中国足球则在1949年之后，依托于脱胎苏联和东欧的专业化竞技体育体制，虽然率先展开职业化改革，但并未真正解决和奥运金牌战略之间的关系，又在职业化道路上首鼠两端，期间虽有世界杯预选赛出线的些微光芒，但终究不能挽回画虎类犬的颓势。

　　历史可以借鉴，未来不能复制。足球不是蹴鞠，中国足球在历史上并无底蕴和足以称道的成就，唯一可以看重的，是庞大到世上第一的球迷基数，可是，中国足球的前程，并非能由中国球迷来决定，而所带来的悲欢，却要由球迷来承受——这，才是历史给中国足球开的玩笑。

　　胶着的自我 超越带来浮沉

　　作为心理分析学的开山宗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在如今经过了多次的扬弃和演绎，形成诸多流派。但对于中国足球来说，从最基本的本我、自我和超我三层次来分析，仍旧有值得玩味之处。

　　本我（id）包含要求得到眼前满足的一切本能的驱动力。中国足球在计划经济的竞技体育专业体制年代，虽然和国际足球有着一定的交流和沟通，但更多的是承载单纯的比赛任务，而在国内则满足于专业体工队体制下的专业联赛，自给自足。本我中的一切，永远都是无意识的。中国足球就处于这样无意识的年代，直到外界环境的改变，促使自我意识的警醒。

　　自我（ego）代表理性和机智，具有防卫和中介职能，按照现实原则来行事。当国内外政经形势都发生巨大变化，中国足球再也不能固步自封，原本所依存的生存体制已然不可寄赖。

　　这时候，中国足球的自我觉醒，让其从现实原则出发，试图改善自身生活，适应新的环境，从而引发了职业化改革的滥觞。

　　超我（superego）代表良心、社会准则和自我理想。对于中国足球来说，这是其“球格”的最高层次。可是，经过短暂和不完善的不完全进化，取得了自我的初步满足之后，中国足球无论是组织管理还是商业氛围以及市场环境，都缺乏超我的必要推进力，而社会上下层面的要求，让没有较高社会准则素质的中国足球，一方面达不到在外界成就和荣誉上实现自我理想，另一方面又无力抗拒阴暗毒素的侵蚀和撕咬，从而造成反差失落，带来焦灼不安，在自我和本我之间胶着浮沉，直至千疮百孔、濒临崩溃。

　　从社会心理和大众传播层面，中国足球无论是管理层还是行业整体实力，都没有能力负荷民众或球迷的心理期许，又无法在汲取了社会经济资源而膨胀溃烂后，剔骨割肉，回到粗茶淡饭的山居岁月，从而更引发社会大众的不满——也正因为此，中国足球只能忍受嘲讽和发泄——作为社会领域的小丑角色，放弃体面和尊严，这是中国足球至今无解，今后也不知能否改变的悲哀和不幸。

　　格物致知 此球非圆也非方

　　足球是圆的。这是中国足球最有哲学意味的一句话。也是推诿卸过、企图用不可知论和不可抗力来蒙蔽搪塞的一句乡愿之言。

　　中国足球从来不缺少理论家和口号缔造者，以及策划大师、规划奇才、奇迹魔术师，甚至包括运动医学新名词创始人。从十年规划到国奥规划，从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出线到宁肯站着死到不能窝囊生，从踢球要向球门里踢到发扬疯狗精神，从沈渝疑案到甲B五鼠，从抢逼围到叉腰肌，绿茵如此多娇，中国足球用无数计划、口号、理论、总结，学以致用，不断拔高着中西哲学的层次，直到高手寂寞，冷冽广寒。

　　先秦百家，诸子争鸣。中国足球在有的世情上，效仿老庄，无为而治，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而在绿茵大义上，又推崇孔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行，大义所在，联赛可以堂而皇之拆散为国足国奥让路。再一方面，中国足球还发扬法家，严刑峻法、制约假赌黑、打击球场暴力。在具体操作上，中国足球又是纵横家，事无定主，反复无常，朝秦暮楚、翻手云覆手雨。

　　至于名家一脉，其著名的“白马非马”论，碰到中国足球“足球是圆的”论，则小巫见大巫，放眼过往，也只有“指鹿为马”才可以相提并论。

　　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PK施拉普纳朱广沪的“当豹子、做疯狗”，朱熹见了朱广沪也要汗颜。王阳明格物致知，一天到晚格竹子，而到了中国足球这里，每天跑上一万米，岂非比格竹子更执着？

　　禅宗讲究机锋、喜欢棒喝，中国足球亦善于面壁，经常顿悟。每次总结都是一次拈花，每场失败都是一种锻炼，戚务生悟到只负该负的责任，李飞宇悟到领队可以处罚教练开除队员讲解技战术无所不能⋯⋯中国足球果然是圆的，除了成绩不行，发生什么事都皆有可能。

　　中国足球又可以说是方的，是由俄罗斯方块堆砌而成的矩阵，是连THEONE都无法破解拯救的骇客帝国迷宫。中国足球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不合理的也照样存在，在存在和虚无之间，中国足球构建了一座等待戈多的城堡，颁布了作茧自缚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展示了光怪陆离的绿茵。

　　中西夹生乱弹琴 笑骂都随风

　　中国足球缺乏历史底蕴，却不缺乏文化底蕴，只不过，中国足球的文化，是摇摆在审美和审丑之间的文化，伴随着成王败寇的惯性思维，潜藏着叶公好龙的线性逻辑，战栗着杯弓蛇影的鸵鸟心态，充满着患得患失的功利算计。

　　作为蹴鞠的文学形象代言人，大宋国防部长高俅高太尉，被定位为奸角和丑角。这位因为蹴鞠个人技术高超而幸进的下层人士，以球邀宠，上达天听，从而官路青云，更因为其后代高衙内的纨绔，而在《水浒传》中成为邪恶的幕后推手，成为文学史上著名反派。

　　女子蹴鞠在文学上也屡有反映。无论是唐人无名氏的《内人蹋·赋》，还是元曲大家关汉卿《女校尉》散曲，以及明清交际时的杂家李渔《美人千态诗》，都用当时的非主流审美情趣，记载描写了女子蹴鞠的场面。

　　现在足球传入中国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连续称雄远东运动会，水平在东亚首屈一指。这昙花一现的岁月被战火所打断，解放后，随着中国队出访东欧，聘请匈牙利洋帅，足球运动纳入中国体育的专业化举国体制，在文化上，也出了个容志行，作为八零年代初“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精神偶像之一，成为社会文化的时代符号。

　　再以后，中国足球进行职业化改革，社会影响力有过一段时间的高涨，但在中国足球的文化层面，成王败寇的简单评判，成为国内联赛和国字号球队的用人标尺。大量外国教练来去匆匆，所有国内教练惶惶不可终日，风格流派还未确定就雨打风吹去。

　　中国职业足球联赛被成为“伪职业”，是足球改革的叶公好龙现代版。职业化改革不敢触及职业足球运动的内在本质规律，不愿理清管理层和俱乐部之间的权力利益分野，在打假惩黑戒赌上患得患失，鸵鸟般不作为，又在社会压力面前杯弓蛇影，希冀用国字号球队在国际比赛和奥运战略上的成绩抵消指责⋯⋯现在足球的商业操作本质，以及中国足球本身的专业体制，中西合璧，做成了一锅让人难以下咽的夹生饭。

　　屡败屡战众口铄金，联赛仓皇积毁销骨，中国足球的乱弹琴胡折腾，让国内足球文化从审美演变为审丑，造就了独特的中国足球全民文化奇观——骂声、呸声、嘲讽声、声声入耳；联赛、奥运、世界杯、赛赛惊心——从传统媒体到新兴网络，从高官名流到贩夫走卒，无不可从笑骂中国足球中得到充分的优越感。

　　可以说，中国足球在社会文化领域，成功做到了笑骂由人，唾面自干，达到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境界，可谓文化审丑上的一朵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