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中晨报：赶鸭子上架

　　晨报记者 王继洋

　　多少年来，掌管中国足协就如同当年前往刺秦的荆轲一样，面对的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杀身成仁的荆轲可以万古流芳，足协的历任掌门却从来都是遗臭万年。这就如同石头碰鸡蛋，是顽劣而执拗的生活，并因对抗而充满了毁灭感。

　　其实，当初阎世铎和谢亚龙又何尝不是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心态上任的？因此，足协掌门人的无能，不能完全代表他们个人，上有体育总局，下有领队、副主席等人的掣肘，外面又是到处无事生非的媒体，还有那些不知内情徒有热情的球迷，在这个时候，他们没去自杀，已经算是不错了。

　　上世纪90年代，王俊生成为中国足协掌门人，得益于前任年维泗的推荐。职业球员出身的王俊生，辅以许放、马克坚等实干人物，加之元老们的支持，职业联赛初期的辉煌也就此缔造。据悉当初总局选足协掌门人的时候，认为足球的复杂程度决定了它的科学训练水平更高，科学管理、科学决策更难，必须引入高知识层次的外部人才，和足球界的管理者、专家一起合作，才有可能开拓出新天地。这也正是后来接连空降阎世铎和谢亚龙两任掌门的原因。

　　遗憾的是，足协的空降兵没有像二战中的“诺曼底登陆”一样完成扭转乾坤的使命，反倒使中国足球病入膏肓。在这个时候指望，中国足球需要一位有着久病成医的天赋，并且能完成中国足球的深彻改革的“变法者”，这对于长期浸淫于既有体制，又按传统理念任命的南勇来说，委实有些赶鸭子上架了。

　　事实上，崔大林——南勇组合开出的拯救中国足球的药方不是重整甲A联赛雄风，而是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由各级政府体育部门主导。这种少体校＋全运会的象牙塔模式一点都没有创意，过去几十年就是那么搞的，既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套玩意都行不通，现在都市场经济了，怎么还有成功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