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弟子天赋胜过李宗伟 李矛：我喜欢跟人唱反调

　　记者：在国外十年，你怎么看待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

　　李矛：我在那里年纪最大，所以也没感觉到太大的文化差异，人家向你鞠躬你还不舒服？

　　记者：你的儿子今年刚好读大学，这么说在儿子成长中最重要的那十年，你都不在身边，你是否有想过不干羽毛球了，可以回国干点别的？比如开羽毛球学校。

　　李矛：但我不会开啊，那个不是我的强项，我的强项就是教球，在国内没法教的话就去国外教。（是天生就喜欢当教练？）这不是天生喜欢做教练，而是天生就只会做教练。我觉得能看见自己的队员有提高，或者在国际比赛上拿到好成绩，是一种自我价值的体现，我比较重视自我价值，如果让我干别的，我想成就到不了现在这个位置。

　　记者：在体制上，各个国家有什么不同？当时有想过“体制是不可抗的”这个问题吗？

　　李矛：中国的底层基础很好，有很多羽毛球苗子，光是选材就万中取一；马来西亚人才就非常缺乏，像女单只有一个黄妙珠，而且在马来西亚，运动员是教练的私人财产，人才归属教练而不是国家，所以你没法要人；韩国的体制跟中国有点像，也是国家投入培养运动员，只是力度还没有中国大。当时去做教练，就没有想太多体制不体制的问题，只想着去教球。刚到韩国的时候，我就提出我不带队参加比赛，我只想在韩国好好教球就完了，一来是不跟中国队正面对抗，未免尴尬；二来教练就是教球的，别的就让小教练去带，我呆在训练场就感觉最舒服。

　　记者：怎么看待手下弟子与中国球员对抗？

　　李矛：我认为羽毛球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它只是一项运动，一个游戏，不存在国与国的对抗。如果韩国队员打败了中国队员，网上说我是汉奸，但像在奥运会上，李炫一输给了林丹，那我岂不是成了功臣？所以我们一班外教在奥运会上碰到，都开玩笑说这是“汉奸大聚会”。其实体育是没有国界的。

　　记者：你说你是“知道到达山顶的捷径的那个人”，你执教理念与别人不一样吗？

　　李矛：我总是喜欢跟人唱反调。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他们很重视体能训练，每天都要到田径场，结果我一到队里，就给他们提出“远离田径场”的口号。别人说蹲低一点稳，我说不对，站高一点才稳；别人说吊球要轻轻吊，我说要用力气吊。

　　还在国内当教练时，有所大学曾经开过一个“球类项目身体训练”报告会，40多篇论文异口同声地讲身体训练如何如何重要，只有我一个从头到尾在讲身体训练如何如何不重要，最后就我得了个优秀论文奖。我都没有写理论，只是举出很多实战例子出来，比如韩健，他在我们队里跑步是最慢的，但场上体力是最好的；像我们那时江西有个运动员，没事做就到田径场跑50个圈，跟牛一样，但上场和我们打比赛，20分钟就气喘吁吁。我认为球类项目的关键是合理性，而不是你本身的身体训练程度有多高。

　　记者：你带过的弟子中哪一个天赋最好？

　　李矛：孙俊的天赋最好，你轻轻地讲他就重重地听，很快就能掌握你的意图，跟他讲话很省力。但他的身体条件不好，跑步跑3000米就废掉了，练力量60公斤就呀呀叫，连我都比他提得多，没力量没速度没耐力的一个人，我们叫“残废人”，腰三天两头就痛，但你看他打全英打得那么轻松。

　　跟我练的运动员训练都很轻松，像马来西亚的那些老队员，总爱偷懒，但他们就喜欢跟我练，为什么？因为他们刚想偷懒的时候，还没开始偷，我就已经叫他们不用练了。孙俊也是这样，才练20分钟，一看到他心不在焉，就马上叫他去休息了，全天休，明天也休息，然后第三天就像老虎一样了。

　　记者：当年要走的时候，国家有没有不让你去韩国？

　　李矛：没有。当时我回省里，省里的主任也让我出去干两年。到了2001年，我们省里有个规定，我从1971年开始打球，工作满30年可以办理退休，我就退了。退休以后就属于自由人了，不但有退休工资，还有医疗保险，每年检查一次身体，逢年过节还享受老人家的“送温暖”。我拿着退休证去公园可以半价，那人说“你那么年轻怎么可能退休？”我说“我这个证不是假的吧？”没退休的那两年，我到韩国还算停薪留职，每个月要交钱给浙江省体委，现在退休了，不但不用交钱，还能拿钱。我这种生活是很幸福呀！没有后顾之忧，有饭吃还没人管，之外还能拿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