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操教父屡被“暗箭”伤：被排挤被架空被冷藏

　　据《东方体育日报》报道

　　中国体操队在北京奥运会上的表现堪称完美，9枚金牌的成绩也许再也无法被超越，尤其是男队，8枚金牌拿到了7枚。就在人们纷纷猜测杨威、李小鹏等老将的去向时，总教练黄玉斌却已经给自己的执教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近日，黄玉斌走上了上海大学体育学院的讲台，和师生们一起探讨中国体操的未来发展。一堂生动的讲座，不仅让大学生们学到了书本上没有的知识，更是了解了中国体操队在备战北京奥运会期间的艰辛和许多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

　　人事变动

　　雅典的惨败并不是致命的，可是就在黄玉斌和他的弟子们厉兵秣马，准备四年后再打翻身仗的时候，体操中心突然宣布人事变动，黄玉斌不再带队了……

　　“我感觉像天塌下来一样，杨威他们也懵了，大家一下子又失去目标。”黄玉斌这样形容当时的感受，“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中国体操队在2008年有所作为，百年奥运圆每一个人的梦想，可是人家突然不让你带队了，我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杨威、黄旭、滕海滨……这些都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可是人家用权力把他们从你手里拿走，分给了几个教练去带，这就好像是把自己心爱的孩子判给了别人去养……”

　　“那是我最痛苦的阶段，从心理上无法接受，可以说这个决定对我的伤害特别大，家人不在身边，我的全部就是体操，不让带队，就好像是把我全部掏空一样，痛苦和屈辱，甚至让我都想过自杀……”煎熬中的黄玉斌，几乎是一夜间白了头发。

　　“我偶尔进一次体操馆，看见队员们都萎靡不振地坐着，完全动不起来。体操馆里的气氛也特别压抑，有些教练员刻意回避我，怕被领导看见他们跟我接触了，会丢掉饭碗。”没什么比此时更能让人体会到“世态炎凉”。

　　还好，黄玉斌没有倒下，他去了中央党校学习，并渐渐调整着心态。

　　“在党校学习结束之后，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有人已打算不让我回去了，想把我‘流放’到其他中心做跟体操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我也想过一走了之，去国外跟我的妻儿团聚……在关键时刻，总局领导英明决策，让我重新回到了体操队。”以前多少也了解一些黄玉斌所遭受的委屈，但是听到他亲口说出来，还是那样的震撼。

　　提到北京的辉煌，就不能不提到雅典的惨败。一枚金牌的成绩不能让国人满意，总教练黄玉斌成为了众矢之的，2005年黄玉斌用“下课”承担了雅典失败的责任，可是事实的真相往往并不是那么简单。

　　也许有着实力的因素，也许有着运气的成分，但是回过头来看，一切的起因却是“用人”的失误，而承担责任的总教练黄玉斌却并不是“用人”的决策者。

　　“败走雅典奥运的原因很复杂，并不是我们实力不行，主要是我们没把握好机会。”黄玉斌说，雅典奥运会，他们在男队运动员的配备上“用错了人”。圈内人士都知道，雅典男团赛的第六人应该用冯敬，而不是邢傲伟，那时候冯敬刚获得了2003年世锦赛的全能冠军，状态正佳，而傲伟的状态已经开始下滑……

　　“该用的没有用，不该用的反而用了，一招走错、满盘皆输。”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用最好配置，这是黄玉斌在雅典奥运会上最大的遗憾。所以当黄玉斌带领男队备战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他的要求只有一个，“谁有能力谁上”。

　　重整旗鼓

　　2006年的6月，黄玉斌记得很清楚，在离开一年半之后，在距离丹麦世锦赛还有三个月的时候，他终于回到了体操馆。

　　“回来后，我发现队伍变化太大了，可以说是支离破碎，队员们普遍信心不足，原本能做的动作都已经不成套了。”为了队员，为了一口气，黄玉斌硬着头皮干，“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我就开始想，明天该怎么办，要解决什么问题……队员们把那段时间称为魔鬼式训练。我说，我们一起咬牙吧，这一年我们肯定艰苦，但我们必须要度过这次难关。”

　　“回来后的第一次比赛，就是丹麦体操世锦赛。估计那个时候，没有人看好我们，而我也没有给队员设定金牌任务。出发之前，我跟他们说，我们这次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男团一定战胜日本队。其他单项我都没有要求，因为‘团体’是我们的一个魂。我没有要求‘团体’名次，只强调一定要战胜日本队。”到了丹麦，黄玉斌和队员们一边适应训练，一边观察对手，“一看到日本队的训练状态，我们心里就有了比较，斗志随之就来了，我们比日本队强。这次我特别在运动员的调配上动了很多脑筋，比如邹凯的运用，我就用他两个项目；还有杨威，全能怎么搭配等……”

　　“当我们在丹麦创造了奇迹后，大家团结协作的精神又产生了，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实力，也让领导觉得，我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可怕。去丹麦，我是作为团长去的，我当时还曾感到很纳闷：不是有人要看我笑话吧？”黄玉斌回忆说，当时丹麦体操世锦赛可以说是背水一战，比好了，队员教练都能找回信心，后面的训练就好办了；如果比不好，很可能他还要“下课”。

　　“这次胜利，把我积聚在心里两年多的郁闷都释放出来了……那一刻，才是真正备战北京奥运会的开始。前一段都是‘忽悠’，此前很多媒体都在传，说要请李月久回来，他用欧美最先进的训练理念‘重塑’体操，大家都在忽悠这件事情，很荒唐。其实，成败乃兵家常事，真正难能可贵的是，面对成功和失败，我们应该怎么办？”

　　被迫“调整”

　　让黄玉斌难忘的屈辱，并没有因为丹麦的胜利而结束。“回来以后，我们直接被送到天津一个训练基地去了，要求男队要‘低调’，可在我们看来就好像是把我们软禁起来，家也不能回，直接从机场拉到乡下‘调整’。”压抑了两年，终于赢了比赛，还不许庆祝，这让队员们也很难接受，于是那一晚他和队员们一起喝得酩酊大醉，用自己的方式为自己庆祝。

　　的确，从媒体的报道来看，也可以看到这种“反差”。

　　当时，对体操女队宣传得特别多，男队拿了五块金牌，却没有什么动静。有些领导就直接告诉记者，你们可以采访女队，不要采访黄玉斌。黄玉斌说他曾半开玩笑地问一个来采访的记者“是不是来采访我？”记者只能委婉地笑……

　　“肉体的摧残不如信仰的毁灭更‘杀人’。那段时间的确很累，都累到人际关系上了，这是我的弱项。打报告什么的，二十多年，我都没干过这些事，我更善于在赛场上用实力说话。”那段时间，黄玉斌话很少，连走路都是悄悄的，很少在公开场合发表意见，他把全部心思都用在训练上，他坚信成绩才是最重要的。“每天训练结束后，躺在床上就是想男队的发展，动作的编排，还有我们男团队伍的组合，满脑子都是，包括一些训练当中解决不了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解决不了，那我就想办法，我这个方法不对，我再去采取另外一个办法。”

　　越临近比赛，黄玉斌越紧张，那时候一切都准备好了，最怕的就是突然的伤病。为了防止意外，黄玉斌能用的招数都用了，他要求队员每天在训练之前，把脚上都缠好胶布，固定起来，这样的话即使出现了意外，也能最大程度地保护队员不受到伤害。

　　“每天一卷胶布，他们六个人，每天就是六卷。第一次训练结束的时候，队员拆下来要扔掉，我让他们留下来，缠到一起，就像滚雪球一样，到奥运会开始的时候，整整缠了三大卷，每卷都有几十公斤重，看上去很壮观。直到现在我还留了一卷，让他们六个人都签了名，留作纪念，这也许是最好的纪念。”黄玉斌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