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大昭：《中国足球报》 随中国足球一起坠落？

　　足球还要踢下去，报道足球的报纸也还要办下去，问题是一定要换个思路，换个办法。

　　足球乃至整个体育，都是大众参与的事业，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至少，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人已经完全不需要一张体育类或足球类报纸。

　　《中国足球报》如期出版了第872期报纸，头版大体上还是原有的风格，一张比平时更大幅面的宣传画，草绿色的衬底，很像海报，中间是一堆报纸环绕着一只足球，上面注名“特别策划”，下面是两行大字：“一张报纸 一个联赛”“15年·我们”。版面下方有一则“告读者”：

　　为适应新的经济形势，本报将进行产品结构调整。调整期间《中国足球报》（新闻版）自2009年3月10日起暂时休刊。感谢读者多年的支持与陪伴。本报休刊后，各地邮局将按规定为订户办理退款手续。（本刊编辑部 ）

　　一条只有短短88个字的“告读者”，标志着《中国足球报》这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曾拥有近40万读者报纸的休止。一张虽不能说好端端的报纸，为什么难以为继？究竟是个案，还是显现了带有共性的问题？究竟是采编、发行和经营上有问题，还是受众不买账？

　　甲A联赛元年“独门办报”

　　回顾《中国足球报》20多年的报史，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足协酝酿改革，时任足协主席的年维泗提议，创建足协新闻委员会，创办中国足协的报纸。

　　1992年，在酝酿足球改革的同时，办报的筹备进程加速。一方面，《广州日报》已经办了十几年的《足球》报意识到各地潜在对手的竞争，有意将报纸扩张为北京编辑、广州出版、覆盖全国，冠以“中国足球报”报名，但是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明确表示，带“中国”字头的报纸只能在北京注册、编辑、出版。另一方面，当时的国家体委也明确表示，未来的这份《中国足球报》只能由体委辖下的报纸来办。这就断绝了外地报纸取代和北京媒体介入《中国足球报》的任何可能性，为独门办报形成严严实实的保护。

　　1994年7月5日，在职业化甲A联赛元年红红火火的氛围中，《中国足球报》与球迷读者见面，对开，每周一期。报头是绿色的，让人自然想到绿茵场的色彩，这是一般报纸很少使用，甚至有些忌讳的色调。报头下注明“中国足球协会 中国体育报社”两家主办单位的名称。

　　报纸初创时期，一群热血青年在《中国体育报》几个老报人的帮助下，热热闹闹地开张了。虽然无法跟久经沙场的广州《足球》报一争高下，但是，受到媒体同仁和球迷大众的关注，比及当时天津的《球迷》报等地方媒体办起的同类报纸，其优势是显而易见，一度在全国设有多处代印点，发行量不算很高，却相对稳定。中国足协尽管没有兑现报社负责人参加足协决策层重要会议的承诺，可是对采访机会还是有所关照，一年一度的全国足球工作会议、海埂体能测试以及联赛新闻监督等活动，都少不了《中国足球报》的负责人和记者，毕竟是足协自己的“孩子”嘛。在报纸版面的重要位置上，常常刊发一些有分量的评论，解读足球运动的国内外政策规章，引导读者对足球改革的认识。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还曾对一些报道和文章做过批示，提醒足协注意焦点舆论。

　　《中国足球报》究竟缺少什么？

　　回顾这样一段创办过程，再来看这份报纸休刊的现时状况，是15年来中国足球滑坡和堕入低潮所致，还是另有原因，的确值得探讨。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中国足球报》究竟缺少什么？

　　上世纪最后几年，事情开始起变化。

　　中国足球将计划经济时代积累下的能量短期释放，迅速出现峰值，吃净了老本，中国足协在改革之初百业待兴的客观情势下，又未能对保持发展后劲采取有力举措，包括在掌控健康舆论环境问题上出现缺失。一时间，足球传媒虽然活跃，但无法无序状态开始露头。新闻和体育管理部门联手整顿，将足球报道评定为“三过”（即“过热、过度、过高”）。

　　实际上，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偏颇和肤浅，少有针对长远发展的深层次足球报道。在足球从业人员与一般球迷读者之间，媒体应当成为连接的纽带和沟通的桥梁，无论广州《足球》报还是后起的《中国足球报》，早期都曾以此为使命，邀请专家、名教头，甚至著名裁判等足球界权威人士合作，发表有见地的分析和评论。这种高端的解释性报道对专业报纸来说绝非可有可无，而是至关重要。

　　此后，以广东出版的《南方体育报》为代表，主张从另类风格探寻出路，将体育新闻引向娱乐化。连《中国足球报》老总都不止一次强调这是体育新闻发展潮流和方向。在这种风格转移的风潮中，权威报道和评论从版面上淡出，逐渐被戏说和调侃取代，甚至从通俗走向庸俗。负面新闻和批评报道成为编辑部的主打选题，与中国足球的荣辱，从相辅相成到同步下滑，形成由一荣俱荣到一损俱损的蜕变。直到八卦消息也能登堂入室，“2008花边足球：球迷出家夫妻反目记者打官司球员去开房”之类的标题充斥报端，报纸的信誉和名声大跌，发行量锐减，专业报纸原本就不易获得的广告支持更是避犹不及。

　　体育报纸缘何“冒出来、倒下去”？

　　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全国有44家体育报纸。近年来先后消亡的体育类报纸有辽宁的《球报》和《体育天地》、广东的《南方体育》和《现代体育报》、四川的《21世纪体育》、新华社的《体育快报》和《体育参考》、河北的《体育生活报》、北京的《青年体育》和《北京足球报》、江苏的《体育时报》和上海的《新民体育报》等。这些报纸创刊时大多依附于省市以上级别的主流媒体，主要采编人员年龄不大，心气很高，很多人甚至就是在这些报纸的采编工作中迈出自己新闻生涯的第一步。这些报纸呼啦啦地冒出来，又呼啦啦地倒下去，寿命最短的不过几个月，《中国足球报》算是活得最长的了。前《南方体育》总编辑龚晓跃认为，报纸停刊的直接原因是互联网和综合性日报的冲击。

　　最近10年当中，中国的电视、互联网、手机发展很快，体育类和足球信息传播速度提升，报纸仍以传统方式操作，能为读者提供的东西不新不火，被形势所迫，报业生存环境普遍严峻，难以为继。一些球迷读者已经被低俗信息占据了思维主导，凡是恶意攻击中国足协和咒骂足协官员的一律“顶”之，否则一律责之贬之。报纸与互联网争夺“花边”，语不雷人死不休。即使抛开内容不说，单是这种以己之短硬拼他人之长的做法，到头来要么是两败俱伤，要么是报纸先倒。

　　足球还要踢下去，报道足球的报纸也还要办下去，问题是一定要换个思路，换个办法。

　　足球乃至整个体育，都是大众参与的事业，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几十年来，中国体育一直是政府号召并从上到下直接组织、指导的事业，还不是大众生活必不可少的内容。虽然北京奥运会对提高大众体育意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健身需求空前旺盛，但是，受文化传统观念影响，中国人对竞技体育和奥林匹克精神的理解还是重在胜负结果和锦标归属，远没到享受过程的境界。媒体的社会责任在生存压力下发生扭曲，体育类报纸更出现了行业性不景气，即便是日子还过得去的《体坛周报》和《足球》报，也各有各的难处。《中国足球报》先是在报头上不再印有“中国足球协会”的字样，接下来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没有足量的广告，没有必要的发行量，“供血”系统一变脸，怎么混？报纸的发行对象总是与报道内容联系在一起的。体育既然是公众的事业，活泼的事情也许不必用那么严肃的形式来表达，同时，轻松不等于可以恶搞。

　　至今，中国报业仍未诞生一份具有权威性公正性的体育类报纸，只要体育事业在发展，这个媒体空间就会存在，并向所有有志有识的人们招手。至少，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人已经完全不需要一张体育类或足球类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