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究竟有无救药 回举国体制治标务实治本

　　■深度分析

　　中国足球 究竟有没有救药？

　　中国足球欲搏回一个反败为胜的“支点”，与2200多年前阿基米德寻找一个撬动整个地球的“支点”相比，究竟难多少？

　　上周中，以山东鲁能为首的中超四队集体阵亡于亚冠小组赛，又一次激怒了球迷和早就如祥林嫂般神经质的媒体。

　　中国足球究竟还有没有救药？到底几时才现出否极泰来的曙光？

　　苦果：廿年前种下

　　如今，提起中国足球，可谓民怨沸腾。而苦果，种自1988年后———

　　经历了1984年试声洛杉矶和1988年兵败汉城这两届奥运会后，“奥运争光计划”和“全民健身计划”两大指挥棒应运而生，前者的急功近利效应立竿见影。从此，能拿多少块全运会、亚运会和奥运会金牌，成为考核国家和各省市体育主官政绩的主要指标，也从此造就了举重、射击、柔道等一批并不普及、也不太能激发中国老百姓普遍参与热情的“应试项目”和“夺金大户”。

　　而老百姓真正喜闻乐见的足篮排等三大球项目，却由于人才耗费量高、成材周期长、投资成本昂贵、金牌产出率低等原因，迅速被裁撤或大幅削减投入。

　　1994年，人财两空、走投无路的中国足球搞起职业化，然而，足球后备人才梯队建设却迅速陷入无序、混乱甚至是荒废的境地。中国足球2001年冲入世界杯，所依赖的骨干班底仍是专业足球时代的“遗老遗少”，比如郝海东、范志毅等人在1990年前后就开始为国效力。而“吃老本”的恶果终于在2004年即职业化十年之后显现，国家队、国奥队等先后在世界杯预选赛的小组赛阶段就被淘汰，从此渐成常态。而中国足球从今往后4-8年间的后备梯队，也只剩2000多人。

　　治标：重回举国体制

　　不改变中国体育界的“政绩指标”，无益于中国足球的重生。

　　去年北京奥运会后，中国足球的决策者开始顺应民意，反思并竭力扭转这一局面。最典型的修补办法就是增加四年一届的全运会足球金牌数目。今年10月在山东举行的全运会足球赛，除保留原来的男、女成年队（U20）比赛共2个冠军4块金牌（1金按2金计）外，新增加男、女青年队（U16）比赛共同2个冠军7块金牌，其中男女冠军各算2金，亚军各算1金，季军各算0.5金，增加幅度之大，为历年罕见。

　　全运足球赛从4金骤增至11金，这一改变所呈现的国家体育总局对足球的重视姿态，更甚于金牌数目的增加。以金牌为诱饵，以行政指令为手段，强制并鼓励各地重新重视足球后备梯队建设，标志着足球重归举国体制，足球从断奶的孩子，重新回到乳母怀抱。

　　十年树木。若这一新政能好好执行两三届全运会的周期或10至12年后，中国足球的后备人才库容将明显增加，选择余地将明显拓宽，出成绩的希望也会顺利增大，老百姓看球舒心也将有盼头。

　　治本：务实谋划目标

　　中国足球兜兜转转15年，终究要回头吃“体制内”的饭。这是现实发展的无奈所致。

　　这15年，中国足球到底圈了多少钱？如果主要从足球职业联赛的主要收入（冠名权）来计算，大约6亿元。如果跟职业化之前中国足协全年费用撑死才三五十万元、中国球队连参加亚俱杯（亚冠的前身）等赛事的差旅费都掏不出来而被迫放弃相比，这实在是飞跃。

　　但是，跟日韩同行相比，这点家底就是九牛一毛。据报道悉，仅2006年一年，韩国足协的全年经费就约4亿元，用于青少年建设的达到4000万元；而中国足协2007年全年投到青少年足球发展中的钱，才200万元。与中等发达的韩国相比，发展中的中国能够投在足球上的资源差距已十分明显，还怎么与人均收入位列世界前茅、足球投入和发展水平冠居亚洲的日本相比？在国家队层面，我们31年不胜韩国、11年不胜日本，其实在场下早已注定：饥肠碌碌，何以为战？

　　因此，正如广东为自身设计的奋斗目标一样———到2020年，珠三角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达到香港人1990年代中期的水准，我们也应为中国足球设定一个恰如其分的目标：比如到2020年，中国足球的整体水平（成年队的竞技水平、青少年队伍和人数的规模、资金的投入等）达到日、韩足球2000年前后的水准，在世界杯赛场上初步站稳？

　　要谋发展，就绕不开钱。众所周知，体育经费也是少得可怜，国家每年划拨的不足10亿元，而且被概括在“文体与传媒事业”的项目框架下，这一项目2008年的总投入为253亿元多，尚且仅占国家财政支出的千分之四，更何况体育的比重？这点钱，到处救火，能用在足球身上的希望更是奢望。但是，中国体育能够使用的还有体彩公益金，从1994年到2008年，中国体彩公益金一共约780亿元，其中近一半都返还用于国家和各省市的奥运争光计划和全民健身计划，比如北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事业就从中得到27.5亿元的备战经费。

　　如今，能否腾挪空间，利用体彩公益金为足球设立一个国家发展基金？经济是命脉，财源真正决定中国足球的未来。

　　本报记者 汪 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