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场哨响，还没来得及谢幕，天津队12号赵世桐突然用食肉动物的眼神瞟着裁判何志彪，何见苗头不对，拔腿就跑，赵遂带头狂追，在100米处将何按倒，使其脸部着地后被打数拳。现场的广播高喊着：“请为你们的运动生涯着想，请为你们的职业前程着想……”

　　这么兼具喜剧性和暴力性的场面发生在全运会男足甲组小组赛中，北京队3比1战胜天津队获得小组第一，天津则被淘汰，赛后暴打一幕是天津队对于裁判“不公正”判罚的集中发泄。

　　裁判被骂之事常有，被打之事却不常有，欧洲足坛为规范球员的行为，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量刑机制，堪称很精密的机器。可是，中国发生的追打裁判的行为已超出了这台机器的测量值，他们没有预设球员敢打裁判这道程序。敢打裁判的人精神状态已经非正常人类了。

　　那么，是谁逼“疯”了天津足球？天津队最近成为众矢之的，自从6·13工体京津之战后，谭望嵩飞踹杨智、泰达爆发“合同门”、天津球迷反戈国足，直到全运赛场追打裁判，天津足球像个甲亢病人，逮谁就要将谁问候成肿起来的“胖子”。

　　天津队自然有其不对的地方，但是逼疯天津队的更可恶。

　　我们依然记得女足世界杯时“水滴”体育场爆满的场景，球迷不离不弃为女足高呼，我们也还记得男足世预赛，男足表现糟糕时那些坚挺的球迷，每逢国家队在天津比赛，球市都算得上不错。然而，当良民遭遇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也会变成刁民。

　　足协在几起涉津事件的处理中都埋下了隐患。比如在今年天津客战北京的比赛中，包括天津球迷在内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赛后泰达俱乐部一再上诉，足协却再三不予受理。当公正裁决的机制失效后，你不给他一个说法，他就给你一个说法；再如，天津队在小组赛第二轮迎战重庆队，足协竟然派出北京籍裁判，难道足协不知道在敏感赛事避嫌的道理吗？我们不能假定任何裁判都是公正的，只能假定人性本恶并有一套制度规约，这样才能封住所有人的质疑。这是最基本的行政常识。

　　天津“狗不理”，是信奉专注做事的哲学，只管蒸自己的包子，顾客来了他也懒得招呼，但是没有给它这个环境，他就只能自行解决。在天津足球眼中，裁判的不利判罚都是不公正的，就拿这场追打裁判的比赛来说，裁判没有大的误判或偏袒北京队的情况，全场比赛第一张黄牌就是给了北京队，但在一个泛怀疑论者眼中，来泰达之人就是来讨打之人。

　　用流行的说法就是天津患上了心因性疾病，俗话就是被“吓着了”。还有很多叫法，比如第一次海湾战争后大量的军队及后勤人员出现的身体不适，美国军队卫生系统就将其归结为“海湾战争综合征”，认为主要是心理不适引起的躯体化现象。所以，天津足球既是悲剧的制造者，也是悲剧的承受者，既是悲剧的恶因，也是足协不作为制造的恶果。

　　天津足球自当闭门反思，足协也应引以为戒。所谓管理，绝不仅是开罚单那么简单，要在平日加强疏导，将矛盾化解在日常工作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