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失良师益友

　　——深切怀念方心让先生

　　阎明复

　　方心让简介

　　方心让于1923年8月2日生于南京，祖籍安徽寿县，童年时移居香港。他曾任与健康卫生和伤健体育有关公职、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香港马会董事等。

　　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社会保障事业却没有跟随改革的大潮前行。时任民政部长的崔乃夫1984年会见了香港马会董事方心让，谈起了中国的社会保障问题。方心让提出三点建议来筹集资金：一是搞赛马票；二是高级酒店增加附加税；三是搞彩票。

　　后崔乃夫写信给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建议发行彩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民政部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的请示》。

　　8月24日，方心让先生在香港复康会的麦理浩复康院溘然谢世。当时，我正在北京医院接受治疗，当中华慈善总会的同仁转来这一不幸消息，我的内心不禁怅然若失。

　　方心让先生是我的一位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我和心让兄是在赈灾活动中相识的，我们俩一见如故，亲如兄弟，以后便经常能从他那里获得教益。

　　华东赈灾的爱心大使

　　1991年，我国华东八省遭遇严重洪涝灾害。民政部发动了建国后首次面向民间的大规模劝募活动，呼吁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及海外华人支援灾区百姓。香港同胞积极响应大陆的募捐倡议，纷至沓来的捐款人在新华社驻香港分社门前排起长长的队伍。许多小学生举着自己珍爱的扑满，到捐款处打碎，把多年积攒的零花钱捐给灾区；各个社会团体也紧急行动起来，积极为大陆受灾同胞开展募款活动。短短几天，港澳同胞就募集善款5.9亿多元人民币。

　　1992年5月，应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和安徽、江苏两省邀请，港澳捐赠者代表和社会团体组成代表团，到大陆实地考察灾区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情况。代表团团长是马万祺先生，原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时就熟悉。副团长就是香港的方心让先生。代表团一行52人在北京听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和民政部部长崔乃夫的总体情况介绍后，便赴安徽、江苏进行实地考察，我受崔乃夫部长委托全程陪同，因此就有了与心让兄结识的缘分。我们一起走过安徽、江苏灾区，港澳代表团所到之处，百姓无不满含热泪来迎接，情感特别真诚。

　　那次水灾尤以安徽为重，安徽的周桥村是港澳代表团考察的一个重灾区。周桥村位于安徽合肥市西南丰乐河边。1991年的大水把全村都淹没了，冲毁房屋1400余间，谷物绝收。灾后地方政府重新规划，在原来的28个自然村基础上建了5个新居民点，命名为周桥新村。这个新村是用香港新界乡议局捐赠的150万港币建设的。灾后不到一年时间，灾区面貌大变样，代表团当时看到的现场已经是一个美丽的新村。

　　代表团的下一站是考察三河镇灾民新居。大家在抵达三河镇的前一天，预先看了去年的灾情录像。三河镇天主堂屋顶的十字架岌岌可危地立在洪水的波涛中，给人印象深刻。而当考察团车队徐徐驶进三河镇时，去年的滔滔洪水已经被万人空巷、夹道欢迎的人潮所取代。群众拥在大道的两边欢呼雀跃，代表团员们也以激情回应。我当时感到，与其说代表团是来考察捐款如何使用的，不如说他们是带着骨肉同胞之情来慰问灾民的，来关心灾民生活的，来表达港澳同胞对灾区人民情意的。于是，我对心让兄说，“灾民们不把你们当客人看待，他们把你们当亲人、当兄弟姐妹，是患难与共的一家人。”

　　秉承爱国世家优良传统

　　一天下午，考察结束后，我和心让兄在住地的院子里闲聊，心让兄说，他就是安徽人，父亲叫方振武。

　　原来心让兄是著名抗日爱国将领方振武的后人。方振武，字叔平，安徽寿县人。曾在安徽新军任队长，武昌起义后投入革命军，历任直鲁联军别动队支队司令、旅长、师长。1925年率部加入冯玉祥的国民军，任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第6路军总指挥兼安徽省政府主席等职。1929年因参与反蒋被押，获释后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1931年，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激起他的悲愤之情，号召旧故再次戎装上阵，在晋南组织抗日救国军，自任总指挥，全国通电，“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后率军北上，收复察东、康保、宝昌、沽源及黄旗营子等失地，将日伪完全赶出察哈尔省。被赞为“收复察哈尔的总司令”。蒋介石对同盟军的兴起和抗日发展极为恐惧，便与日伪军对方将军所部联合夹击，方将军被迫流亡国外。七七事变后，他回到国内，在桂林创办垦牧场，筹集资金购置枪支，准备重整抗日武装，遭特务盘查，出走香港。1940年日本侵略军侵占香港，他潜回广东，决计奔赴抗日前线，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心让兄受父亲影响，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也加入义勇军团，参加香港保卫战，冒死抗击日军。

　　为继承先烈遗志，心让兄和家属本想在家乡为父亲建个纪念碑，教育后代，据有关部门说，烈士纪念碑有种种规定，什么样的军衔建什么样的高度等等，家属原来的设计超高，没能建成。

　　我们在安徽各地考察结束后，回到省会合肥。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卢荣景同志会见代表团一行。席间，我和卢荣景同志谈起此事，卢书记爽快地答道，没有问题，不应该有这些限制。方家后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纪念碑揭幕那天，方先生带领家族一行几十人返乡祭奠，重温历史，缅怀英烈，情景十分动人。

　　热心公益的“复康之父”

　　1995年，我到香港出差，参观了一家奇特的医院。我对心让兄办医院并不感到稀奇，早知道他是位著名的骨科医生，但我看到的并不是一所普通的医院，而是一所复康院。心让兄心地慈爱，他常年跟残障人、老人接触，看到他们诸多生活难处，感受颇深。1957年他便亲手创立了一家非牟利慈善团体：香港复康会，采用“火凤凰”图案作LOGO，意即立志要让残障重获新生。复康会通过一系列复康服务，努力残疾人提供体能、心理、社交乃至进一步掌握谋生技能等方面的支持；同时也为长期的病患者及家属和社会长者提供全面的复康支持，辅助他们回归社会。他们还把复康服务延伸到社区，在港岛推动建立社区复康网络、派专业人士督导社交心理支持课程、透过改变人群对残疾的看法来改善残障人的福祉、协助病友管理自己的病情、建立互助组织，使其互相勉励扶持，等等。在晚年，他还创办了香港赛马会深圳复康颐养院，为香港至深圳的老人提供一站式服务。心让兄还致力于推动内地及国际复康发展，在他荣任国际康复总会主席和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复康计划与发展顾问期间，曾多次率WHO复康协作中心的专家团队来内地，开展复康技术培训及公众教育，为各省市培训康复人才逾万名，使内地8000万残疾人获得康复服务。他的妹妹方心淑女士，便是专家团队的领军人物，曾多次到北京的儿童福利院传授脑瘫儿的复康技术。这些贡献远远超出了一个骨科医生的职业领域。鉴于香港复康会的丰富经验和卓越贡献，心让兄被人们誉为香港“复康之父”，特区政府还为他颁授大紫荆勋章。

　　心让兄在职业之余，以充沛的精力，热情投身于社会公益和社会服务。上世纪90年代，外事部门送来他的情况介绍材料，上面列举的社会兼职竟达30多项。就社会服务方面，除复康领域外，他还是香港社会服务联会执行委员会成员、香港伤健协会名誉会长、国际伤残人士中央统筹委员会主席、香港弱智人士体育协会荣誉主席、香港伤健策骑协会主席、远东及南太平洋区伤残人士运动会会长、银禧体育中心管理局成员。他的睿智和毅力令人敬仰。

　　三项建议造福内地特困群体

　　内地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居民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但在一个时期内社会福利事业仍面临困境。优抚、救济对象达1.5亿人以上，城镇社会福利院危旧房占半数以上，50%的乡镇没有敬老院，残疾人、老人的保障水平还较低。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拓宽资金渠道，改变单一依赖财政拨款的现状。心让兄根据香港的经验，向崔乃夫部长提出三项建议：一是成立帮助残疾人的社会组织（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二是设立残疾人康复医院，三是发行彩票。这些都是在香港已经获得成功的经验。心让兄的三项建议，首先造福了内地的残障人士。1984年3月，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在京宣告成立，不久，两所残疾人康复研究中心相继设立，极大地推动了残疾人事业的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福利彩票的广泛发行，有力地推动了整个民政工作。

　　1986年，崔乃夫部长向国务院汇报了发行彩票的设想，由于建国以来没有先例，事情重大，需要总理最后定。当时的一位国家领导人正在三峡视察工作，崔部长特意赶到宜昌向他汇报。在得到“原则同意”的指示后，民政部向国务院正式报送了《关于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的请示》，阐述了国外采取国家、集体、个人、社会多渠道筹措福利事业资金的经验，并重点反映了发行彩票这一主渠道的情况，建议在国内开展有奖募捐活动，筹集社会福利资金，用于发展残疾人、老人、孤儿的福利事业和帮助生活有困难的人。报告经由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并报中央政治局常委，均表示同意由民政部组织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并指示请一些知名人士参加。

　　我当时在中央统战部工作，接到中央通知后，于1987年3月13日会同全国政协召集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负责人，在政协第一会议室组织了一个座谈会。与会的朱学范、阿沛•阿旺晋美、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赛福鼎•艾则孜、周谷城、严济慈、荣毅仁、费孝通、孙起孟、雷洁琼等，充分肯定开展有奖募捐的意义，一致认为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事；同时也指出，要防止滋长赌博之风等。1987年6月3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正式成立。中顾委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程子华为名誉主任，荣高棠、平杰三、钱信忠、崔月犁、钱伟长、浦洁修、赵朴初、谢冰心、卢嘉锡、黄鼎臣、茅以升等为名誉委员，有关部委负责同志为委员。崔乃夫部长为主任，章明副部长、邓朴方同志为副主任。1991年，我到民政部工作后，崔部长让我分管彩票发行工作。通过民政系统上上下下的努力，福利奖券的年发行能力迅速由1000万增长到两百个亿，后又正式改称福利彩票。

　　公益彩票极大地促进了内地的社会福利，改变了成千上万人口的命运。20年间，中国福利彩票累计销售2400多亿元，彩票公益金先后资助、改建和扩建了社会福利院、农村敬老院、救助管理站、精神病院、流浪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孤儿学校和社区老年之家等设施建设项目11万多个，直接受益人数达1000余万人。截至2006年底，城乡各类社会福利机构已达4万多个，集中供养人员140多万人，社会福利服务设施得到明显改善。通过福利彩票资助福利工厂技术改造，迅速扩大了安置残疾人就业的规模，工厂数几年内增长到5万家，安置残疾人达100多万。还有巨额公益彩票用于资助孤残儿童康复、伤残军人假肢、防控“非典”疫情、艾滋孤儿救助、儿童特殊教育、临终关怀和居家养老服务等特困群体直接受益的项目，受益对象逾300万人。各级彩票发行机构达2000多个，吸纳社会人员就业30多万人。近年来，彩票事业又得到长足发展，从财政部2008年发布的文告可知，内地彩票年发行能力已经突破千亿元（2008年度全国发行销售彩票为10601325万元。其中，福利彩票机构发行销售6039795万元，体育彩票机构发行销售4561530万元）。收缴入库的彩票公益金为30.3亿元（中央与地方各为1516394万元）。福利彩票公益金在抗震救灾、城乡医疗救助、教育助学、残疾人事业、红十字事业以及贫困革命老区建设等方面，都发挥者重要作用。心让兄这一倡议可谓功德无量。想到这些变化，我们怎么能不怀念和感戴心让兄呢!

　　足智多谋的慈善顾问

　　1997年我离休后，到中华慈善总会工作。当时总会设立了“爱心水窖”援助项目，帮助甘肃严重缺水地区解决饮水问题。项目启动后资金比较困难。我和崔部长商议，先尝试到经济较发达的广东筹款。出发前，我将这一讯息告知心让兄，本想只是和他议议筹款方式，没想我刚到广州，心让兄就约了几位香港的热心人士一起找到宾馆来，为项目送来100多万（港币）捐款。时年74岁的心让兄来去匆匆，精力充沛，当我敦请他出任中华慈善总会荣誉会长时，他欣然允诺。此后便不断为总会慈善援助项目介绍企业家，积极为内地慈善事业筹款，同时为内地慈善事业的长远发展出谋划策。广州赛马会是中华慈善总会的理事单位。初创时经验不多。而香港赛马会早有成熟经验，每年向香港政府缴税达120亿港元资助社会福利事业，至今约占特区政府整个税收的10%。心让兄是香港赛马会的董事，他多次向我们介绍香港的赛马文化，带我们到现场考察赛马运作，观摩庞大的网上电脑投注中心；并几次亲临广州赛马会进行指导，使广州赛马会在短时间内为内地扶贫赈灾作出显著贡献。后来广州赛马会因种种原因停业了，但积累的宝贵经验仍是难能可贵的。

　　心让兄不仅是我国复康事业的开拓者，是内地多项社会事业的首倡者，他还以香港社会工作者一己的身份，不遗余力地推动内地的社会工作。他更是一位爱港爱国的先驱者，97回归前夕，他关心香港的未来，提出多项港人治港的良方，提醒我们应该注意的方面，深受普遍的好评。

　　今天，心让兄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为香港、为国家所做出的超卓贡献人们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2009年9月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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