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体育讯 就在足球俱乐部出现后不久，一个普遍存在的经营挑战横亘在所有俱乐部发起人和经营者面前。

　　原始的足球俱乐部，都是几个朋友以临近的酒吧为活动中心建立起来的，组成一个俱乐部，无非是为了保证大家闲暇时间踢球的正常规律，然而建立起俱乐部后，许多具体的操作问题必须面对：租赁球场的费用，购买球衣和足球的支出，到相对较远客场作赛的交通成本，赛后一道在酒吧里喝上几圈酒的开销……

　　那些公学子弟们仍然按照贵族化的乡村俱乐部来享受足球的快乐，他们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处理这些问题，可是当俱乐部形式迅速普及时，更多的俱乐部由劳工们组成，大家都生活在3英镑、5英镑为每周顶薪的体制下，日子全都过得紧巴巴的，一个俱乐部的费用看似不高，可是要每周聚会踢球，滚动起来对所有发起人和经营者都是一种额外的经济压力。实力强一点的俱乐部，通过比赛出售球票，能够得到一些收入，只是大部分俱乐部都是入不敷出，谁来承担这种经营压力？

　　所幸商业社会的基本秩序，此时已经确立，思路开阔一点的人，马上就指出，应该将足球俱乐部注册成为有限责任公司，这样以一个法体来承担可能将会遭遇的经济风险，让俱乐部的发起人们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这些经营风险。这种模式一经采纳，几乎所有俱乐部都争相效仿。注册成为有限责任公司后，俱乐部往往还要邀请当地比较有名望，或者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来成为俱乐部的董事，这样俱乐部这个有限责任公司的可信度大为提升，法律地位也更加明确。足球俱乐部以有限责任公司这种商业机构形式，出现在社会上，就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如此起源。

　　百年之后，当我们参考起欧洲足球俱乐部各种不同的结构形式时，既会羡慕英国俱乐部高度的商业化架构，认为这种结构是最能帮助俱乐部扩大经营收入的，也会羡慕西班牙和德国一些俱乐部的非盈利性社会组织架构，认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组织，俱乐部属于球迷。事实上，在职业足球发展的初期，这两种俱乐部组建形式的出现，发起人都没有对未来长期利益的考虑——注册成为有限责任公司，完全是为了规避自然人将可能遭遇的经营风险；组织成为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更是一种发起人之间民主决策的结果，为了让所有参与者都有平等话事的权利。

　　在职业足球进入联赛时代后，来自兴修球场的压力，更促使着所有俱乐部都在向有限责任公司转型，这是发生在英国的状况。足球俱乐部形态之所以后来在西班牙、德国和法国出现变异，是因为俱乐部原始组建过程，和英国有了很大区分，俱乐部参与组建的人数更多，并且和当地社区的结合度更加密切，这才有了非盈利性社会机构这种模式。

　　当足球的受欢迎程度与日俱增时，足总又一次作出妥协，接受足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这种组织方式，到了1912年，足总还在规章制度上做出了一些调整，完全接受有限责任公司，不过附加了一个著名的第34条条款，对足球俱乐部经营者从经营过程中牟利的可能进行完全杜绝。这一条款，至今仍然存在于英格兰足总管理规章中，只是其适用性早就被废弃。按照这条规定，足总不允许任何俱乐部董事得到超额经营收入分红，不允许俱乐部董事从俱乐部得到任何薪酬，哪怕是一个俱乐部行将倒闭，其剩余资产也应该被转入当地其他体育组织。

　　这一系列的规定，实际上是一道阻挠任何企图从经营足球俱乐部牟利者的防火墙，坚固明确。一个自己掏钱赞助足球俱乐部的人，是不可能从这笔投资中得到利益的，不论是年度盈利分红，还是自己直接从俱乐部领取薪酬，两个途径都被堵死。这种投机商甚至不能让俱乐部关门，然后把俱乐部卖给其他人，以图从交易中获利。足总的卫道士原则，在这第34条里体现得无比清晰：支持俱乐部的人，只能为了保护俱乐部利益而参与俱乐部经营，决不能为私人图谋经济收益。

　　在二十世纪初，一直到二战爆发，英格兰足总能量巨大，足总管理者仍然是公学子弟，大部分都有着牛剑教育背景，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标尺仍然被尊放在无比崇高的地位。足总虽然接受了职业化、联赛和足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等商业化改革，但是对于足球基本伦理的维护，仍然是丝毫不动摇的。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南北矛盾，存在于英国足球界：南方以足总为代表的业余足球精神纯洁坚定，北方则有大批新型职业化足球俱乐部的出现，他们时刻都想挑战足总的道德底线。

　　由于联赛兴旺，更多来自联赛委员会的代表进入了足总理事会，他们代表的是职业足球利益，对于足总的严格管制长期不满。即便如此，两个足球管理机构的状况，在二战之前十分健康，用战前足总主席威廉•皮克福德的话说，“联赛的力量，强化了足总，足总的管理保护了联赛。”

　　只是二战之后，当大英帝国不可避免地解体，整个世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时，覆巢之下，足球也不能再按照以往的形态延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