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来了。

　　中国足协显然加大了管理力度。元旦一过，中国足协在就在成都召开了俱乐部总经理工作会议，总结了上一年度的联赛情况，部署了2002年的联赛工作，并通过抽签，初步确定了联赛的赛程；1月下旬，又在海南博鳌举办了中国足球俱乐部总经理研修班，请了国内外高等院校体育专业以及高级管理人才现场授课，以提高足球俱乐部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思想水平；2月下旬，春节刚过，中国足协又在天津塘沽召开由地方足协、足球俱乐部以及公安部门共同参加的联赛工作会议。

　　那次会议最具爆炸性效应的，就是取消当年联赛的升降级，球队成绩两年捆绑计算。

　　这一系列的会议和取消升降级的决定，对于我这样一个刚刚进入足球圈的新兵，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

　　升班马董事长

　　徐泽宪也来了

　　2002年元月3日下午，我从上海到成都，参加全国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工作会议。同行的还有当时的俱乐部工作人员，后来的俱乐部副总经理眭建华。

　　眭建华毕业于上海师大体育系，当时任上海足协开发部主任。经人介绍和推荐，我们与上海足协多次协调，同意将其借调到俱乐部工作。他为人真诚，处事稳重，曾协同中国足协在上海举办过许多重要活动。有着较强的组织活动能力。这次我请他一起去成都，主要还是想熟悉情况，尽快地进入状态。

　　作为升班马，中远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徐泽宪也来到了成都。

　　转会事宜才是正事

　　第一次见到徐泽宪，是在上海国际新闻中心。半个月前，申花俱乐部举行重组挂牌仪式，作为同在上海的中远俱乐部的代表，徐泽宪也来了。但他来得晚，又走得早，来去匆匆，既没顾得上说话，也没留下什么印象。

　　3日下午，我刚从成都双流机场出来，马上和徐泽宪通了个电话，询问他什么时候到成都。他显然没有想到，这个时候会接到我的电话，语气中流露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在外人听来，就像一对久违的老朋友。他告诉我，已经在会议上报到，现正在下榻的全兴大厦宾馆里。得知我刚下飞机，要我赶快过去。

　　之所以我主动要找徐泽宪，第一，是因为上海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两家甲A足球俱乐部，又是第一次共同出席老总峰会，颇为外界所关注，而两家俱乐部如能营造一些和谐的气氛，也可以避免被外界误解和炒作；第二，那就是为了申思、祁宏转会的事情，两家俱乐部需要沟通。

　　事后我才觉得，前者多少有点一厢情愿的作秀；而第二件事情，才是两家俱乐部真正关心和所要解决的事情。

　　第一次见到王国林

　　到了宾馆，先在大堂会务组报到。早有工作人员拿了房间钥匙，领着我们到12楼，进了1216房间。我顺便打听了一下徐泽宪的住所，工作人员告诉我，就在同一楼层，斜对面。于是，匆匆洗漱了一下，便敲响了对面的房门。房门打开后，见到的是一张陌生的面孔。事后，我向眭建华打听，才知道这个人叫王国林，时任中远俱乐部的副总经理。

　　终于见到了徐泽宪。古铜色的脸庞泛着黝黑的光泽，一眼看上去，就是一个体育运动者。不仅身板硬朗，而且说话中气十足。他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说是坐比我们早一班的飞机到成都。我笑着说，你们先走了一步，我们要向你们学习啊。“哎，不要客气，你们是老大哥，我们是小弟弟。”徐泽宪接着我的话。“阿拉是兄弟，同城兄弟！”王国林一边沏茶一边附和着。

　　我在申花任老总的三年时间里，在各个不同场合，多次听王国林像口头禅一样地说起这句话，但回想起来，在成都的这次见面，“兄弟”这个比喻，应该是第一次听到。

　　我们绝对不挖墙脚

　　话题很快切入了正题。关于申思、祁宏转会的事情，徐泽宪再三强调，这绝对是个人行为，与中远俱乐部无关。而且，徐泽宪大度地表态，同样尊重申花俱乐部的意见，“如果申花俱乐部不同意放人，我们绝对不挖墙脚。”

　　我们有什么权力不同意放人呢？因为按照中国足协有关球员转会的规定，球员年满26周岁以上，就可以自由转会，如没有特殊情况，俱乐部必须尊重球员的选择。

　　对于申思、祁宏的转会，能有什么特殊情况呢？所以，对于徐泽宪的表态，我们表示了谢意。

　　接着我们谈到了第二天会议将要举行的联赛抽签仪式，逐一地分析各个对手，以及转会市场上将会挂牌的球员。徐泽宪对我说：“我们都是上海的球队，以后都要一起为上海出力。申花要我们打谁，我们就打谁；要我们赢谁，我们就赢他没商量。”

　　徐泽宪的话，我仅仅当作玩笑，在申思、祁宏转会问题没有最终明朗的时候（包括转会费），我权且把它作为一种善意的释放。但从徐泽宪的神态中，我也闻到了另一种味道。

　　大剧院卖票的

　　当晚，四川全兴俱乐部作为东道主宴请与会的老总。这是我第一次在全国性足球俱乐部总经理会议上亮相。眭建华陪着我与足协官员和各地老总一一握手致意。当介绍完四川全兴老总许勇以后，坐在许勇边上的就是足协副主席杨一民。我当时穿着一件中式棉袄，披着一条红围巾。在与会者中间特别扎眼。杨一民与我礼节性地握了握手，寒暄了一阵以后，坐下继续聊他们的天。

　　我离开后，许勇说：“怎么来了个演员？”

　　杨一民也曾向老申花俱乐部的人打听过我的身份。回答是：“上海大剧院卖票的。”

　　具有戏剧性的是，半年以后在上海大剧院8楼望星空餐厅里，杨一民以调侃的口气，嬉笑着对我叙述了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