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体育讯 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足球靠边站，足总只剩下了一个工作人员：后来成为了爵士的斯坦利•鲁斯。鲁斯在这个艰难困苦的时期，担任着英格兰足总的秘书，也协助不同的军方机构组织了各种战时足球赛事，不过整个联赛体制陷入瘫痪，一切都为战争让路。

　　二战结束之后，千疮百孔的英国社会，在马歇尔提出的欧洲复兴计划帮助下，进入一段重建期，旧的社会层级体系崩溃，贵族和士绅的势力委顿，传统的价值伦理观念，也在新时代冲击下逐渐减弱。鲁斯代表的还是过往那个时代的业余足球精神，他不遗余力地以自己的方式保护着足球，尽管这种保护已经经受不起时代的考验。以他的名望和谦谦君子风范，鲁斯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国际足球界，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后来成为国际足联主席。1966年，世界杯能回到英国这个现代足球发源地，鲁斯功不可没，只是他这种对业余化足球的坚守，最终导致在1974年国际足联主席连任竞选中，被代表了商业足球以及亚非拉新兴势力的巴西人阿维兰热彻底击败。

　　二战一结束，联赛足球恢复，立即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空前繁荣期。英国社会百废待举，被战争压抑经年的人们急切盼望着生活秩序的复苏，对于各种娱乐休闲活动都处于极度饥渴的状态。欧美社会在五十年代出现的一个生育高峰，baby boom, 就是这个阶段的时代产物，新文化现象蓬勃兴起，联赛足球更是成为了社会宠儿，每个周六下午三点的联赛赛事开始时间，正式在社会大众被固化。这个黄金十年，英格兰联赛的上座数据屡创高峰，像斯坦利•马修斯和芬利等一代巨星，更成为了全社会拥戴的新英雄。

　　高支持率，自然会带来高额商业利益，英超联赛委员会和各职业俱乐部，也在二战之后进入了一个真正的赚钱时期。战后十多年，球员顶薪制度仍然和社会同步，哪怕是马修斯这样享誉欧洲足坛的巨星，仍然得接受周薪不得超过20英镑的上限。在法国《队报》创立的欧洲足球先生金球奖评选中，马修斯虽然早就过了职业竞技巅峰期，并且也只是效力于小俱乐部，但凭借其声望，和英国足球巨大的影响力，马修斯成为了第一届金球奖得主，即便如此，他的薪酬收入，在俱乐部经营中只算是极为低廉的人力成本。大幅上升的俱乐部门票收入，和逐渐出现的一些商业赞助收入，让联赛和俱乐部愈发强势。

　　这样的格局，恰恰是足总所担心的，商业化趋势在直接威胁着足总的伦理哲学。联赛既然由联赛委员会直接管理，足总对联赛的控制权几乎不存在，不过英格兰代表队，仍然是足总直接操控的权力范围。于是联赛委员会和足总矛盾的直接体现，就在俱乐部和英格兰队的矛盾——直到今天，这种Club VS Country的矛盾，每年都会成为英国媒体和公众热炒的话题。弗格森曾经几次在英格兰队赛事之前，以球员有伤等名义，要求斯科尔斯、鲁尼等人缺席英格兰队比赛，就是联赛和足总矛盾的现实实例。对于俱乐部而言，球员代表英格兰队参加国际赛事，是一种对俱乐部毫无利益的义务，而一旦球员在英格兰队国际赛事中受伤，或者遭遇状态低潮，后果都只能由俱乐部承担，从俱乐部本位考虑，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抱怨足总的横加干预。

　　其他在英国之后发展起来的足球国家，几乎都曾经仿照英格兰的模式，组建了一个由上至下总统全部足球事务的管理机构，不论职业赛事、业余赛事、青少年培训还是大众推广，都由这格管理机构进行管理调控，但是像英格兰这样，在足球自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联赛管理委员会，名义上听命于足总，实际上却总能自行其事的，却从未有过。因此在其他足球国家，足总和联赛的矛盾很少发生，俱乐部和国家队的矛盾虽然也不少见，但是绝没有像英格兰这样盘根错节般的复杂。

　　前英格兰足总国际事务总监大卫•戴维斯，曾经对我说过：“这种结构上的矛盾，是第一个发展足球的地区不可回避的矛盾，但是后来发展足球的国家和地区，他们借鉴了我们的经验，也回避了我们的矛盾，不至于在自身机构里另立山头，形成新的管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