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和我一起High吗？

　　1997年的一天，我在拉斯维加斯的家里，和我的助理斯利姆一起看电视。我感觉糟透了，吉尔的女儿、12岁的凯西在滑雪橇时折到了脖子，手术后的状况不太好。同时，我和波姬·小丝的婚期日益临近，我一直想推迟婚礼，或者索性取消它，但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他说：“你想和我一起High起来吗？”

　　“怎么High？”

　　“Gack。”

　　“这该死的‘Gack’是什么意思？”

　　“就是冰毒。”

　　“那他们为什么要叫它‘Gack’？”

　　“因为它让你兴奋的时候，你就会发出‘Gack’的声音，你的思维会飞速转动起来，你会说‘Gack，Gack，Gack’。”

　　“这就是所谓的原因？”

　　“它能让你感觉像超人一样，兄弟。”

　　接下来我几乎不敢相信我所听到的话是斯利姆说的，“你懂什么？！见鬼的，让我们High起来。”

　　斯利姆倒了一小堆粉末在桌子上，他切开一小撮，吸了它。又切开一小撮。我也吸了一些，随后躺到沙发里，想着我已经做了一些无法挽回的事。

　　从未感觉如此舒坦爽快

　　我立刻后悔了，紧接着感到极度悲伤。然后，一种飘飘然的感觉卷走了我头脑里所有痛苦的思想。我从来未曾感觉到那么舒坦爽快过，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如此充满活力。

　　我有一种极度强烈的做家务清洁的欲望。我把屋子从里到外清理了一遍。我擦了家具的灰，洗了浴缸，铺了床，扫了地板，直到没有东西可擦了，我又洗了衣服，所有的衣服。随后我把每件毛衣和T恤都折好，依旧没有感到一点疲惫。我不想坐下来，如果我当时手头有银质餐具，我一定会把它们擦亮。我告诉斯利姆，我现在能做任何事，任何事！我可以开车去Palm温泉，还能打18洞的高尔夫，再开车回来，做午饭，然后游泳。

　　足足两天，我都没有睡觉，但当我最后终于睡着，又醒来后，一切却糟糕得要死。

　　我因为手腕的伤势退出了法网，我去伦敦参加温网，却无法练习，我对我的教练吉尔伯特说，我准备退赛，我好像被蒸汽气塞塞住了。吉尔伯特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我说，我打比赛是因为很多理由，却没有一条是属于我自己的。

　　我怎会变得这样不堪

　　那年7月，在华盛顿的一场比赛失利后，我决定那个夏天的比赛就到此为止。虽然我是4月结的婚，但波姬那时在洛杉矶，而我整个夏天的许多时间都在拉斯维加斯度过。斯利姆在那里，我们一起High了很多次。我觉得好像又有活力了，尽管那种活力是某种化学反应引起的，我整夜整夜地不睡，没人让我烦心。我什么也不做，除了打扫和在屋子里飘飘然。

　　除了那种飘飘然的兴奋感，伤害自己和缩短自己职业生涯带给我一种无懈可击的满足感，但冰毒在我身体上造成的后果是可怕的。在连续兴奋，不睡的两天过后，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外星人。我厚颜无耻地问自己，怎么会变得这样不堪。我是一个运动员，我的身体不该是这样的。

　　孤独的比赛

　　自从我第一次见到阿加西，我就知道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网球选手。他具有一种永远给人带来惊喜和震撼的能力，所以他在自传中承认他服用过冰毒，我对此一点都不惊讶。

　　此前，就一直有些选手怀疑阿加西是否服用了一些药物来帮助他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健康、最顽强的选手，尽管他们没有任何证据。而其中，最令人起疑的是2002年，阿加西在澳网突然宣布因为手腕伤病退出比赛。

　　我记得，当时澳大利亚运动药品局的老板约翰·曼多扎对禁药问题是看得很严重的，他要求ATP隐瞒一切药检呈阳性的结果。我记得诺曼曾经在一本书里写过（这本书最终只在瑞典出版过），阿加西就是那年被隐瞒的、但实际药检没通过的六个选手之一。在墨尔本，赛事高层主管把阿加西关在球员休息室里一起待了好几个小时，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想，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某些问题的答案，尽管我也认为，ATP内的某些人欠了这项运动一些东西，以捍卫网球运动的纯洁。

　　回到年轻时候的阿加西，他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服用冰毒这种危险的药物？我可以理解阿加西所经历的，因为我也有过类似的体验。

　　你受伤了，不能比赛，你看着你的排名直线下降，不知道你是否还有资格重新回到那些高级别的比赛里。你很孤独，而且记住，阿加西和波姬·小丝的婚姻路走得很艰难。这个时候有人给你一点东西，可以让你的烦恼短暂消失，那是充满诱惑的。

　　是的，这些东西是违法的，但事实是，我们都在打一场孤独的比赛。和足球或者其他运动项目不同，你没有队友，没有人会从你身后温暖地用手臂抱住你的肩。

　　至于对阿加西向ATP说谎了，我是怎么看的？好吧，阿加西是说谎了，但当时的网球界缺得了阿加西吗？那时的男子网坛处在一个糟透了的时期，球迷在离开，收益越来越少。那是一个危机时代。网球需要所有的大牌选手，阿加西依然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如果他当时被禁赛两年，也许网球运动的历史就会截然不同，而扔掉阿加西药检报告的官员们，应该也明白这些。

　　本版编译 本报记者 周捷

　　谎言是一切荒唐的终结

　　一切都在生死边缘

　　那年秋天，我在LaGuardia机场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一个医生打来的，他正和ATP一起工作。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宣判的语气，好像要告诉我，我马上就要死了，而这也确实是他后来告诉我的。

　　检查我在最近一场比赛中的尿样，是这个医生的工作。“你没有通过ATP的药检，通知你这个消息是我的工作职责。”他说，“我们在你的尿样里发现了一些冰毒的化学成分。”

　　听到这个消息，我一屁股跌坐在取行李处的椅子上。

　　“阿加西先生？”

　　“是的，我在听，那么，现在我该怎么办？”

　　“嗯，有一个程序，你需要写一封信给ATP，承认你有罪或者表明你的清白无辜。”

　　“呃……”

　　“你知道这种药物可能在你身体里吗？”

　　“是的，是的，我知道。”

　　“如果是那样，你必须在信中解释，这些药是怎么被你吃下去的。”

　　“然后呢？”

　　“你的信会被一个专门小组审议。”

　　“然后呢？”

　　“如果你是在知情的情况下服用了冰毒，如果你服罪，你会被处罚。”

　　“怎么罚？”

　　我想起了职业网球界有三类药物是违规的。医生告诉我，兴奋剂属于第一类，服用兴奋剂的处罚是两年禁赛，但冰毒是第二类，属于性质稍轻的禁药。

　　“那是什么意思？”我问。

　　“三个月禁赛。”

　　我的名声，我的职业生涯，现在一切都在生死边缘了。无论我取得过怎样的成绩，无论我怎样努力过，也许我很快就什么都没了。我对网球的复杂情绪里一直带着一种怨恨，认为它毫无意义，现在我真的明白，真正的毫无意义是什么意思了。

　　我望向天空，反复想着新生

　　几天后，我坐在一张硬靠背椅上，膝盖上放好一叠纸，给ATP写信。这封信充满了谎言，只交织着一些零零星星的事实。我承认，冰毒曾经在我的身体里，但我宣称我从来没有在知情的情况下服用过它。我说斯利姆是服用冰毒的人，他经常在他的苏打水里加冰毒，我已经解雇了他，这些都是事实。

　　然后我开始捏造信里最核心的谎言。我说，最近我无意间喝了斯利姆掺和了冰毒的苏打水，才意外地服下了冰毒。我请求谅解和宽恕，并在最后很快地签上名，在名字之前写上“真诚的”。

　　我感到羞愧。我向自己保证，这个谎言是一切荒唐的终结。

　　第二年4月，当我正躺在罗马一家饭店的床上休息时（因为之前我刚刚结束了一场比赛），电话铃响了，是我的几个律师，“安德烈，你能听见我们说话吗？安德烈？”

　　“是的，我能听见你们说话，说吧。”

　　“嗯，ATP仔细看了你写的诚心诚意表明清白的信。我们很高兴地告诉你，你的解释已经被接受了，那份你没有通过药检的报告已经被扔了。”

　　挂了电话后，我望向天空，反复想着——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