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明9岁开始学习打篮球，并不仅仅因为那时他的身高已超过了1.70米。曾是优秀篮球运动员的姚明父母，希望儿子能凭借这项体育特长在考大学时得到加分。在中国，上大学通常被视为找到好工作的前提。

　　但这个愿望至今还没完全实现——18岁就进入中国国家队的姚明，还没等到机会上大学，就前往大洋彼岸，最终成为如今的NBA巨星。

　　从2002年进入美国NBA，踏上代表世界最高篮球竞技水平的舞台开始，姚明的名字经常与一个有13亿人口和5000年文明的国度联系在一起，并且往往超出体育范畴。

　　七年来，球场上的成功和“随时听从祖国召唤的爱国精神”让姚明在中国获得了体育巨星之外的另一个头衔——民族英雄。

　　但这位身高2.26米的巨人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说，不希望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这顶桂冠对29岁的他而言，有些太重了。“我没觉得我是英雄。小时候大家说的英雄几乎都是为国捐躯的，长大了大家认可的体育英雄，比如李宁和中国女排，他们取得的成就都是我比不了的”。

　　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长大的姚明，一边从幼儿园开始接受集体主义教育，一边享受背着父母去电子游戏厅玩“街霸”这样舶来品的乐趣。 9岁时他被送入体校接受专业的篮球训练。而在13岁进入上海青年队之前，他每天要在体校球场苦练至少8小时。

　　“那是一个光荣与梦想的年代，”姚明回忆到，“为国效力是我从小接受训练起最基本的教育，李宁和郎平是榜样，练球就是希望有一天能进国家队。 ”

　　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复苏，个人价值苏醒，但体育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却始终滞后。时代将姚明打造成为一个复杂的矛盾体：一方面这个天赋异禀的独生子在中国最现代的城市接受外来文化的洗礼，被赋予了开放独立的个性，另一方面他接受的专业教育却延续了60年前进口的苏联模式。这里强调服从。

　　姚明在这样的培训机制下养成了很强的纪律性——一项他认为特别适合篮球这样强调合作的集体项目的特质，在此影响下，他习惯保持中庸，不善冒险。

　　但姚明认为自己的纪律性与父辈习惯的“绝对服从”不同。

　　“我的想象力没有被抹杀，”他说，“父母当球员时国家处于封闭状态，他们可选择的机会很少。从一开始你是‘红五类’还是‘黑五类’就决定了你今后的道路，而我们这代人掌握的信息和获取信息的渠道都多得多，这让我们有了更多选择，可以改变命运。 ”

　　姚明的确做了一个大胆的选择——去地球的另一面打球。七年前，顶着NBA选秀状元的光环，22岁的姚明踌躇满志奔赴美利坚。此前，他在国家队的队友王治郅和巴特尔已登陆NBA，但发展并不尽如人意。

　　“美帝”在姚明童年的记忆中很具体：“戴着鸭舌帽，穿着西装，披着风衣，拿着手杖，旁边挽着一位金发美女”，过着腐朽的生活。

　　然而，第一次看到休斯顿火箭队1100多万美元的签约合同时，姚明真实地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的“好处”。

　　“小时候听老师说共产主义是有东西大家分。如果像从前按收入划分成分，我就是个资本家了，可实际上我还靠劳动来获取报酬，只是个蓝领工人，”他笑着说。

　　“30年前我父母不可能想象到外国打球，因为国外就是资本主义；20年前，我们也不可能想象到NBA打球，因为水平落后。只有社会开放进步了，才有我们的机会。 ”

　　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多少有些盲目出国的中国人不同，姚明认为自己的“行李”更充足。

　　“主要在这儿，”他指了指头，“我们这一代人出国前就很西方了，幻想少，更务实。 ”

　　但是，现实从不单纯。从最初踏足美国被误认为日本人到成为NBA第一中锋，姚明逐渐意识到一个“中国制造”在美国打球的特殊性——尽管他不愿与政治挂钩，但还是被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而在家乡，他又因为在西方人擅长的运动项目中取得傲人成绩而成为“一个中国梦的象征”。

　　“我表现得好不好第二天都会上网上报纸、电视，刚开始会因此有很大压力，害怕自己做不好丢的是一个国家的脸，”姚明说。而当赛前外国队友们一起祷告寻求精神支持时，一旁的姚明更感到孤独。

　　“这时赢球就成为我的精神动力，而且现在也习惯了外界的关注，逐渐认识到自己的想法是最重要的，只要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可一旦穿上国家队的背心还是很兴奋，尤其在奥运会上，”姚明说。

　　长期身居海外的姚明也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西化，但他强调生命中有一部分难以改变。

　　同时，姚明也把更多注意力投向公益事业——他出现在中国政府的廉政公益广告里，也出现在汶川地震后他资助援建的小学的篮球场上。

　　伦敦是他最想去的地方。小时候，姚明见过父亲去伦敦参加比赛之余拍的一张照片，背景是著名的伦敦塔桥。“我对这张照片的印象特别深刻，父亲穿着秋冬的衣服，很高，很帅。我很想到同一个地点照张相，”他说。“如果以后我的孩子也这么做就会很有意思。把我们的照片放在一起，就会看到时间走过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