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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领导质疑袁伟民新书 曝投票内幕算不算泄密

2009年11月04日06:37 [我来说两句] [字号: ]

来源: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
    袁伟民与何振梁,这两位中国体育界的著名元老,近来却因为一本书而成为话题人物。上月11日,淡出公众视线整整五年的袁伟民著书《袁伟民与体坛风云》,揭开了中国体育尘封已久的内幕,矛头甚至直指何振梁。

    “这样付出还遭污蔑……”几天后,何振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打破沉默回应道:“我只有一句话:好人不知坏人有多坏,坏人也不知好人有多好。”

    半个月来,处于风口浪尖上的两位当事人频频接受媒体采访。其中袁伟民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专访时有一节专门提到了足球界的打假扫黑,并数次谈及原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

    昨天,陈培德就袁伟民书中内容发表了四点质疑。陈培德自己称这是一篇书评。

    《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问世,立即掀起轩然大波,堪称惊世骇俗之作。本来我不想再说什么话,但既然正部级的体育部门的大领导点了我这个小小的“正厅级的体育部门的领导”(袁伟民语)的名,我就有再出来说几句的必要。

    质疑一:自曝投票内幕算不算泄密?

    其一,曾经的袁局长断言中国的那个国际奥委会委员没有执行总局意图,在选举国际奥委会主席时投了韩国金云龙而没投罗格的票。一言既出,舆论大哗。袁、何的口水战充斥媒体。正部级的袁局长万万没有想到,他在诋毁何振梁先生的同时,给国家的形象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使不该公开的国家外交策略、外交机密泄露了。诋毁过去的老上级是个人品质问题,造成国家机密泄露则是政治纪律问题了。袁局长犯了政治之大忌:不要说事实终将会还何老一个清白,纵使是事实,因涉及国家安全的事,你知道了也不能说,更不能公开说,只能烂在肚子里。一个正部级领导,犯此最低级错误,真不知道究竟是政治上的幼稚,还是文化上的缺失。

    质疑二:涉及反兴奋剂为何含糊其辞?

    其二,曾经的袁局长为了表明自己反兴奋剂的决心,没点名地说他顶住了来自上面的和地方领导的压力。有事实吗?需知这样含糊其辞会给领导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不好说?那就也让它烂在肚子里不要说。但事实是有关领导只是要求复查,这也是符合兴奋剂检测程序的,何错之有?何压力之有?用给领导栽赃来突显自己的正确,还说句句是真话。从这个角度看,的确可以算是一起“体坛风云”。

    质疑三:审计当事人是否真的无过?

    其三,曾经的袁局长用了整一章的篇幅为“审计风暴”事件辩解,告诉人们是“审计总署搞错了,我们受委屈了,只好忍辱负重”。我作为体育人,当然希望总局没犯此错,但现在人们只从袁局长一人之口听到一面之词,且当事人为自己辩护“无过”就能让人相信你确实无过吗?如此连篇累牍的辩护词,能有多少可信度?我们更希望审计总署出面回应,是搞错了就应公开道歉,没错则该过加一等。

    质疑四:对打假扫黑为何讳莫如深?

    在书之外,袁局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时,“回答”了我对书中关于足球一章只字未提当年打假扫黑风波表示的遗憾。是的,我的确很想知道当年足球打假风波时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兼中国足协主席是怎么评说那段历史的,因为阎世铎的《忠诚无悔》避而不提,没想到袁伟民的《体坛风云》也对中国体坛最大的风云三缄其口,讳莫如深,不能不叫人感到遗憾。看了袁局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点了我的名,说了长长的两段话,我是再三再四地拜读,我又遗憾了,因为实在不知所云。没有回答记者的提问,却把我抬为“天天接触下面的球员”的官员。我不是教练,不可能也不需要去“天天接触下面的球员”。袁局长似乎在告诉我们,“这些处理,远远超出了足球的这些范围”,“这些事儿,这些问题不好现在说”。我很理解,为什么只判龚建平一个,是司法范围的事,总局和足协是管不了;但“为何自曝家丑的浙江绿城却受到最重的处罚?”也是司法问题?罚单是中国足协下的,是袁主席和总局批准的。怎么解释,难道也“不好现在说”?我真不理解,为什么即使有也应该烂在肚子里的事大说特说,而可以说的事却讳莫如深?

    写回忆录,给身后留下一笔精神财富,本无可厚非,其价值是书如其人。如果太正确、太完美,反而不如废纸堆。两位曾经的体育高官在媒体上大打口水战,对于体育界,不知是荣耀,还是耻辱,作为体育人,我感到悲哀。据《钱江晚报》

    原音实录

    足球打假,我说查,能查吗?

    记者(以下简称记):原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说他很不理解,为何你的书中回避了当年打假扫黑这些震惊全国的事件?

    袁伟民(以下简称袁):我这些说出来行吗?足球,现在(已经)不是一个足球的问题了。比如假球,我说你打假球,你就问我,有证据吗?证据谁来提供?这一系列问题,已经远远超出足球本身了。我干了这么多年,这点我看不出来?我最起码能看出一点端倪。这种事情,我要管,要花很大的代价,而且不是我能管的。那个陈培德是学历史、哲学的,原来我跟他很熟,(他说这个话)牵扯到浙江当时打假球的事儿。但是现在,足球已经远远超出足球的环节,必须综合治理。

    记:陈培德说他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当年假球、黑哨风潮中,为何只处理了退赃的龚建平一人,为何自曝家丑的绿城却受到最重的处罚?

    袁:那时候,他(陈培德)是正厅级的体育部门领导,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当时应该怎么来处理,陈培德应该比我清楚,他天天接触下面的球员。这些事儿(假球、黑哨),不是那些运动员,他们有专人负责去搞,这个钱从哪儿来的?跟搞兴奋剂一样。所以,这些事儿,这些问题不好现在说。比如说,我袁伟民这么一说,这本书就变味了。我只想着把一些重大事件反馈出来,而且讲一些经验教训,不是说去曝光。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人物名片

    陈培德 1943年生,正厅级官员。2001年,以浙江省体育局局长身份走上足球反黑最前线,曾使反黑进程出现一丝曙光,在圈内人或回避、或愤而退出、或随波逐流的背景下,尤显可贵。曾著书《该我说话了》,更有外号“足球第一反黑斗士”。

(责任编辑:丁伟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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