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仍记得，是时任上海体委主任金永昌的一个电话，改变了我的命运，把我这个一直在外面打拼的上海人，拉回了上海足球的舞台。

　　1993年，我在国家队辅佐施拉普那，参加世界杯预选赛。比赛打完刚回到北京，金永昌就叫我赶快回一趟上海，商量上海足球的事情。

　　1993年是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启动之年，而上海足球，走在了职业化改革的前列。我们成立了第一家职业足球俱乐部，我在竞争中幸运地成为申花队主教练。

　　其实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多少与我的经历有点关系。“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出线”，这个大家都知道了，我们预计6个队单循环，拿6分就可以出线了，结果我们提前拿到了6分，却受到了“西亚兄弟”的“围攻”，逼着我们最后一轮和韩国队抢一个出线名额。事后我经常想，这次失败反倒对中国足球改革起到了推进作用，如果没有吉隆坡的失利，可能职业化改革的步伐要推迟一些。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因祸得福”。

　　我参加过两次竞争。前一次在昆明竞争国家队主教练，我赢了，但因为吉隆坡的失利，这顶帽子无声无息地被摘了。后一次和王后军竞争申花队主教练，可能是我提出的狠抓作风、管理、拼抢这些思路，更对俱乐部的胃口，我又赢了。

　　俱乐部刚成立，有一批上海队老队员不干了，有人说他们是“七君子”。连续几天不来训练，我宣布：明天再不能按时报到的，不管什么原因，卷铺盖走人！我对自己说，一支球队没有好的作风，没有严明的纪律，是不可能打胜仗的。

　　后来我专门找了他们每个人谈话，希望他们留下来。他们的态度还是可以的，但因为各自原因，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离开了申花队。训练人数不够，我就从青年队调了几个人上来，其中有谢晖、吴承瑛、张勇等。

　　我带着一群娃娃兵开始了在申花队的第一次创业。当时中国足球的核心问题是：一遇到逼抢凶狠、作风硬朗的球队，我们的技术就不行了。我在吉隆坡的失利，也有这方面的教训。于是改变上海足球，就是要突出“快、抢、前”，突出一个“抢”字。“抢”也是一种技术，是一种防守技术，和进攻技术一样重要。后来我们提出“抢逼围”，就是要下决心改变上海队的“软脚蟹”作风。

　　16年职业联赛，我经历过辉煌，也经历过失败。有时感觉身不由己，一直是被足球改革的浪潮推动着。但我常说，我们是职业联赛的受益者，要懂得感恩。我创办02俱乐部，创办崇明基地，就是想为中国足球培养人才，也探索职业足球俱乐部的中国模式。直到2002年再次执教申花队，我还是觉得我们的队员对“职业”两个字理解不清，认识不深。不提高对职业的认识，“假赌黑”都来了，中国足球怎么可能上去？

　　十年磨一剑，不敢试锋芒；再磨十年剑，泰山不可挡。接下来我的计划，还是按照东亚队的节奏在走，争取在政府的支持和关心下，吸引更多企业赞助，形成政府参与、企业赞助和社会资源三结合的新模式。东亚队在“抢逼围”的基础上，增加了“接传转”，相信在职业环境好转的大背景下，我们会取得新的成功，让更多人关心足球，支持足球，以足球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