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黑斗士批足协袁伟民不作为 中国体坛风气太差

　　“这次足坛揭黑，相信再也不会走向流产”

　　观察记者：8年前的足球“打假扫黑”结局，在你的预料之中吗？

　　陈培德：完全超出我的预料，甚至超出曾赴杭州调查的中央调查组有关领导的预料。

　　龚建平被判刑10年，一开始我以为还有第二个“龚建平”出现，可是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始终没有出现第二个。之前承诺与浙江紧密联手打假扫黑的中国足协副主席阎世铎，再没与我这个交往较深的同僚有过一个电话。而他声称，鉴于绿城在揭发黑哨事件的表现，回北京以后，会对绿城进行大赦，结果却是给了最严厉的处罚。我有了一种被愚弄的感觉。

　　一场轰轰烈烈的反黑斗争就这样突然停止了。期间我也给参与杭州取证调查的中央调查组成员打过几次电话，询问原因，最后那位中纪委同志以私下的口吻说，“可能是因为没有引起高层的足够重视”。后来我才知道，调查组的调查资料转给了中国足协，足协对涉案的17名边裁作了内部处理，这成了两年足球打假扫黑的最后结局。

　　我至今仍记得，2004年7月，龚建平在服刑期间病逝，年仅44岁。追悼会上，他妻子哭喊着：“我会为你报仇！” 远在杭州的宋卫平曾说：“我害了龚建平。”我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了一句话：“龚建平绝不该是第一个，更不应该是惟一一个受到法律制裁的问题裁判。”我认为，如果这样，是非常不公正的，也是丑陋的。

　　在2003年1月足球裁判龚建平受贿案一审判决时，我仍然在主持浙江省体育局工作。当时，根据分管体育的鲁松庭副省长的指示，省局党组决定把发端于浙江的足球打假扫黑的历史记录下来写成书，出版公布，以对社会有个交代，并责成体坛报社组成以总编辑李烈钧为总撰稿的9人写作班子完成这个工程。写作班子用几个月时间完成了一部36万字的书作，题目叫《变形的足球：打假扫黑在浙江》，全面记录了足球打假扫黑的史实。为了保证这部纪实作品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写作组开了13次研讨会，七易其稿，每稿都经过“四审三校”七道关。这部书凝聚着浙江省体育局众多干部职工的心血，也是我们体育人对中国体育健康发展的殷切期盼。遗憾的是，在我离任后，这部书始终没有得到公开出版，直到今天，“清样稿”仍“暂时”尘封在省体育局的档案柜里，至今已逾7年。

　　因为是集体作品，我只能抱憾，却不能勉强。这也是后来我以个人名义出版《该我说了：谁搞乱了中国足球》的原因。我不能容忍这段历史就这样被淹没，我希望国人更清楚地看到中国足球的问题症结。

　　观察记者：对当前公安部牵头的足坛扫黑风暴，你有何认识和评价？

　　陈培德：我认为，当年存在的足坛糟糕局面—包括裁判黑哨、打假球、赌球等，这一切今天丝毫没有减少。这似乎是必然的，那是几年前打假扫黑遭“人工流产”后的恶果。当年的打假扫黑没有进行下去，导致足球的“假、赌、黑”毒瘤越养越大。中国足球问题直接的表现就是，从男足到女足，我们的成绩每况愈下。

　　当然，8年前这场运动最大的成就，就是司法毕竟介入了体育竞赛，黑哨毕竟第一次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这对在体育领域反腐败这块处女地上，算是开了个口子。

　　最近，我感到特别欣慰，中央高层从胡锦涛总书记到习近平副主席，再到刘延东国务委员，都对中国足球给予高度关注，提出了希望。而且公安部牵头的足坛反赌风暴史无前例，已经有大批的球员、教练、裁判以及俱乐部工作人员受到调查，近百名业内相关人士均被打入调查的黑名单，甚至连足协的官员也有人受到了调查，这样重拳出击，真的大快人心。我一直主张，与其让中国足球这样肮脏地一年一年烂下去，不如让它休克，等它干净了再从头开始。

　　这次扫黑是从反赌入手的，切入点也很好，中国足球问题的一个重要症结，就在于赌球带出假球，假球带出黑哨。跟2001年和2002年比较，当时赌球波及面和影响小，现在是波及面越来越大，赌球已经达到可以操纵联赛的程度，并且更加隐蔽。已经成了一股黑社会势力。公安部介入反赌，使得这一原本属于体育范畴的事件，已经上升到全社会关注的层面，这样的环境可比当年强多了。所以相信公安介入反赌行动后，应该不会再像几年前那样，再从轰轰烈烈走向流产了。对此，全国人民都应该给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