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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体育讯 下面是我目前供职的《足球》记者们昨晚采写的一部份稿件，主要是记者贾蕾仕采写的，我最近有些累，无力写太多稿件，而且小贾比我写得更专业和详细，就转载他的。这并不代表我同意他每一行字句，大家只是追求真相，尽可能满足公民们的知情权。如此而已，是我们一惯的标准。>>>摘自《中国足球内幕》官方博客
我在转载时没有按顺序，因为昨晚跟张小波喝了一场久违的庆功酒，回来时已很大了，房门都找不到当然就分不清顺序，假赌黑本没有顺序；也没有把高洪波和贾秀全的内容放进去，请认准《足球》出品字样，也可参看《辽沈晚报》字样。当然，我目前供职的这家报纸并非没有缺点，我们内部时常争吵，我跟刘晓新甚至红过脸转身离去，只是，我们更像人类办的报纸。也是，如此而已。
第三次，“8·25”终于出手
记者贾蕾仕北京报道 没有什么意外了，南勇、杨一民和张健强是被警方带走了，带走他们的，是沈阳的反赌专案组，虽然反赌风暴已经开始了几个月，但鲜为人知的是，沈阳的专案组真正的名字是“8·25”，更鲜为人知的是，这已经是“8·25”专案组的人，第三次来足协，此前两次，他们只是来调查，而并没有抓捕行动，足协官员范广鸣是在武汉直接被带走的，所以说直到第三次，“8·25”才动手，而且一下子带走两个足协大员。
在沈阳“反赌”行动开始时，就有公安干警打电话到中国足协了解相关情况，并表示“会到足协了解情况，并拜访足协领导”。9月30日是专案组第一次到中国足协的时间，这是国庆节前的头一天，当时来了两名穿便衣的干警，到了足协后，两人了解情况做记录时，拿出了一个小本子，上面写着“8·25专案组”字样。
当时足协工作人员还很好奇地问他们，为什么叫“8·25专案组”，干警说：“我们专案组是8月25日成立的。”足协才知道，沈阳警方在专案组成立时间，仅仅一个月后就到了北京足协总部调查，当时专案组还是在调查王鑫的案件，这应该是专案组后来调查的起点。
两名干警重点是询问“调查王鑫，怎么才能找到他”以及“怎么才能了解相关情况”，在经过足协相关人员介绍后，双方还聊了起来，但是聊天内容没有离开业务，大多是在询问足球俱乐部和球队的基本运作情况，结束第一次接触后，两名公安干警没有透露任何与案情相关的内容，随后都离开北京回到沈阳。
其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专案组没有在与足协联系，足协对案情的了解都局限于新闻媒体的报道，但是双方都有纪律，没有更多地接触。随着案情的被披露，专案组在11月10日第二次来到中国足协，这一次已经不局限于王鑫和范广鸣的案件了。
11月10日“8·25专案组”只派了一名干警到足协，接待他的足协工作人员还记得他穿得很朴素，一点儿都不像一个警察，足协工作人员还开玩笑说：“他来的时候就像一个农民工。”而在过去的印象里，警察都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但是他的打扮与这份威风相去甚远，玩笑归玩笑，这并不影响足协工作人员给了他耐心细致的情况反应。
与第一次不同，这一次这名公安干警打开有“8·25专案组”字样的笔记本后，详细了解了广州医药、成都谢菲联等多家俱乐部的情况，这被认为是后来广药和成都两家俱乐部发生地震的根源。但是这名公安干警只是在做记录，丝毫没有泄露任何一点儿关于案情的情况，而且他问的问题过于专业，事后被认为“他像是个俱乐部老总，来这儿了解情况”，甚至连转会的情况都做了了解，这被猜测“是否会有人因为转会等问题被协助调查”。
在这次协助调查中，公安干警甚至流露出会再针对任何足协工作人员的意思，这让足协误以为下一站只会是俱乐部，而没有想到第三次还是来足协“拉人”。在这名干警离开的时候，当时足协工作人员还很客气地说留下来，在餐厅一块儿吃点儿工作午餐，但是这名干警谢绝了，这显得很疏远，现在回想起来，或许当时“8·25专案组”就有了再“办”一个足协工作人员的消息。
据悉，沈阳专案组在办案过程中，一直跟总局有联系，专案组每次来中国足协都是通过了总局，只是在把人带走之前，没有与任何一方通气，这是专案组办案的行事方式，这是他们在按公安部门规定的方式在做事，足协工作人员说：“第三次，他们终于来把人带走了”。
林晓华挑起中超和国足
记者贾蕾仕北京报道南勇、杨一民和张健强被警方带走后，今天上午11时，林晓华和薛立召集全体中层干部会议，会上对现在中国足协的业务进行了重新分配，总局和足协均确认南勇和杨一民短期内无法回归足协的事实，这意味着这一最震惊中国足坛的消息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这应该是目前中国足球历史上最震撼的事件了。
就在19日下午，足协召开亚冠工作会议，召集了中超参加亚冠的四家俱乐部老总到北京，但是在足协的会议开始前，工作小组的正副组长南勇和杨一民都没有到会，林晓华的解释是“南勇和杨一民都要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当时四位俱乐部老总没有提出异议，这是足协领导无奈之下最后一次公开掩盖事实真相。
20日上午，总局领导召集林晓华和薛立开会，表示“现在非常时期，要做好足协工作，稳定内部工作人员情绪”，但是没有向林晓华和薛立通报南勇和杨一民的情况。回到足协后，林晓华和薛立立即召开中层干部会，对接下来足协的工作进行了部署。
11时的会议主要内容有两个，一是两名足协领导的重新分工，二是严格足协公务出差制度，两项内容都息息相关。根据总局安排，林晓华主管中超、技术部、外事部和国字号队伍，女子部等等足协其余业务部门全部划归薛立主管。从分工来看，林晓华掌管了原来南勇主管的国家队和国奥队，以及杨一民主管的中超联赛事务，尽管他来到足协时间不长，但是他在这个非常时期内掌握着更关键的部门。在会上，还规定了新的出差制度，任何中层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出差都需要经过两名领导的审批，在此非常时期，都要尽量留在单位应付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据悉，总局也告诉林晓华和薛立不要外出，本来20日薛立要去广东清远参加训练营的启动仪式，但是这些变化让她不得不取消了这趟出差。也只能是训练营结束时，再去清远。此事件带来的连锁反应导致了分工和出差两项被重新规定。
下午记者在足协东玖大厦703办公室见到了林晓华，他与刚刚在薛立办公室里开了一个会，研究了一些具体的工作和业务，对这两个搭档来说很多都是新问题，需要共同商量来做决定。这间原本属于谢亚龙的703室换了新主人后，格局和摆设也有了变化，只是林晓华桌面上堆满了很多报纸，这与谢亚龙的习惯也相当。看到记者进来，林晓华正在打电话，他很客气地用手打着招呼，挂掉电话后，记者直率地问及足协面临的变故，林晓华只是很平静地说：“这个目前也没有什么消息”，而后当记者提到可能发生的人事安排时，他也说：“这个不好说什么”，这是记者可以预料到的回答，最后林晓华很为难地说：“我还要处理一些国家队的比赛文件，先不聊了吧”，这是过去南勇的业务，这让他比过去更忙碌。
林晓华挑起中超和国家队两个沉重担子后，立即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19日下午的亚冠工作会议上，俱乐部老总们都提出了要求提前放国足中的队员回到俱乐部做好备战，一名老总直接提出“亚冠和四强赛哪个重要呢”，林晓华没有立即做回答，只是表示会研究后通知俱乐部，他做了很多南勇和杨一民该负责的事情，他一定也想知道这两位领导现在都在干嘛呢。
南勇和杨一民都是在上周五被带走的，但是由于有两个休息日，足协方面始终无法确认究竟出了什么事。按照过去的惯例，特别是南勇的手机除了在飞机上，平日都是24小时开机的。足协最近业务很繁忙，周六和周日也有工作人员打南勇电话，但是始终未开机，这让这名工作人员感到了不安，可是也不敢往更坏的方面去想。
消息只是在周一传出来的，本来19日足协要召开女足座谈会，当时足协邀请了地方足协主管女足的负责人到北京，其中部分与会者18日已经报到了，但是被通知会议取消，他们只能悻悻又飞回了各自所在城市，至此这个消息已经无法隐瞒了。
1.15两巨头被“诱捕”
记者贾蕾仕北京报道 南勇、杨一民和张建强被公安带走的消息是在18日被足协工作人员确认的，但是一些细节都是靠着很多部门的工作人员共同回忆才还原的，那是一个充满离奇色彩的故事，只是那天下午，没有任何人能够想到，与南勇与杨一民的那次离别竟然不知何时能够再见。
总局急召：晚八点开会
15日当天，南勇和杨一民都在足协上班，那几天一切的工作都很正常，两个人中午都到餐厅吃了午饭，下午都没有离开办公室处理公务。工作人员回忆，那天两个人的业务有交叉的地方，就是关于马成全到底去不去德国的事情。
当时联赛部主任马成全要带一批教练到德国去学习，这是早就定下来的事情，南勇和杨一民早就在文件上批复了同意，同去的还有技术部副主任李飞宇。在临走前一天，南勇和杨一民不约而同地告诉马成全，“能不能不要去德国了”，留下来把一些事情给处理好。
两位足协领导的话，让马成全感觉突然，因为外事部都准备好了一切事务，包括机票和行程，马成全也交代了最近的工作，特别是两位领导都没有告诉他留下的理由，甚至说不出有哪些公务要着急处理。马成全给南勇打电话问他“怎么不去了呢”，南勇的回答是：“一民说有事要处理，能不去就不去。”而当马成全询问杨一民时，杨一民的回答是“南勇说有事情要处理”，这是一个过去从未有过的回答，在得到两个互相矛盾的回答后，马成全认定这是两名领导之间有误会，于是告诉他们行程都安排好了，而且带教练们去更好安排这次学习和考察，这一次南勇和杨一民都同意了他按照原计划出国。
在15日当天下午5点10分时，足协综合部办公室接到了总局领导秘书的通知，总局领导要求，晚上八点半到总局开会。随后办公室人员把晚上8点半开会的消息告诉了南勇和杨一民，两人于是留在办公室，听着办公室里的挂钟的滴答声，等待晚上开会的时间，这是没有预兆的三个小时，现在回想起来，就连办公室人员都觉得那个漫长一个时间段会令人窒息。8点多，南勇和杨一民带着笔记本各自开车到了总局，据悉他们的车辆至今仍停留在总局里。随后的事情简单一些了，总局领导确实在场，一同在现场的还有公安干警。或许这是一个新闻报道中能够展开想象的时刻，但是对当事人来说，他们在总局的半个小时里甚至没有能够交代任何事情。随后晚上9时，公安机关带走了南勇和杨一民。如果要开个玩笑的话，可以说总局“诱捕”了南勇和杨一民。
张健强遛弯遛到了沈阳
女子部的主任张健强家住在体育大学里，他平时上下班都比较远，最近女子部事务并不繁忙，他也很少应酬，至少15日晚上他没有出去吃饭，在家里跟夫人一块儿吃了晚饭，晚饭后他陪夫人一块儿在楼下遛弯，然后再散步到某一段的时候，有两个干警出现在他面前，表明了警察身份后，也可能出现了“你是不是张健强”之类的例行公事的对话，在得到确认后，将他带走。
这一天之内足协少了一个正厅级、一个副厅级和一个正处级干部，对此足协工作人员都感觉惊讶，但是在经过一天多的消化后，已经平静下来后，他们还是能总结出很多很多有前兆的事件来证明此事的发生并不偶然。
“边控”和足代会推迟
首先是在崔大林12月底到足协开会时，在谈到足代会和中超准入制时，他曾当着全体足协工作人员的面说：“南主任最近就不要出国了，就在北京处理这些紧要的事情吧。”而随后南勇也没有能够在上周日随国家队去河内参加亚洲杯预选赛的比赛。一名足协工作人员表示“其实这实际上就应该算是‘边控’了”。这意味着总局已经在一个月前就知道南勇可能有事，没有让他再出国，专案组和总局在办案时对他进行了一个月的监控。
其次，足协工作人员也认为足代会推迟的原因终于被找到，当时足协12月份预计在中旬召开会议，但是就在临开会前宣布会议推迟，但是当时没有任何人能够说出具体原因的，官方说辞是章程修改程序没有履行完，而人事的变动一直被认为是推迟的重要原因，只是谁也没想到人事变动的原因在这里。
除此之外，还有比如南勇在情绪上的焦躁不安，以及对一些国家队事务的事情上已经开始做一些区别于以往的安排，这被认为是他也有了思想准备的一个方面，只是没想到，这一切来得这么快，让所任猝不及防，就像足协一个工作人员说的“这是不是真的”，竟觉得有如幻觉。
南勇：带走前在酝酿机构改革
记者贾蕾仕北京报道 最近两天的事情发生得让人目不暇接，南勇上任的最后两天时间里，他办的最后两件大事就是在酝酿机构改革以及转卖香河基地，他能不能回来继续完成这两个具有超高难度的事情呢？或许这已经不是一个疑问句了。现在南勇的办公室已经被封，根据总局和公安部门方面的安排，他的办公室将不能随便出入，如果调查出来确实有事，他的办公室将有专门的人员进行翻查，那时这两件大事的文件已经没有意义。
最后一餐工作午饭时谈起高洪波
南勇是15日（上周五）被公安带走的，可是南勇所在的7楼办公室平时工作人员都很少进去，14、15日一连两天，南勇都是在办公室内度过的，他与下属的“广泛接触”是在周四的午餐时。当时11点半开饭后，南勇来得很准时，他走进餐厅时，打了饭菜坐在餐桌前用餐。听到身边工作人员在谈论周日的国足与越南队的比赛，南勇也绕有兴趣地加入进来。
足协工作人员从技战术打发到用人都聊得很多，聊到技战术时，南勇没有插话，他只是边听边吃饭，没有发表意见，而当足协工作人员七嘴八舌地聊到这批国家队队员是怎么选的，怎么有些表现好的队员都没进国家队时，南勇才放下手里的餐具聊了起来。
南勇说：“这批队员都是高洪波选的，我提了一些意见和建议，采不采纳都看他的。”旁边工作人员开玩笑说：“你推荐的人他敢不听吗？”南勇说：“别说，高洪波可有自己的主意，我也不好强迫他怎么样。”说到这里南勇干脆不吐不快，“高洪波选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有时我也态度强一些，告诉他应该换个别队员，高洪波不大爱听我说这些，听到我这么说，他就来一句，那你说选谁好。给我呛的”，说到这里，周围工作人员一笑过后，都觉得这个掌门人也有自己的难处。
最后南勇的说“他是主教练，我也不能给他说急了”，不过这应该是南勇在足协内部关于国家队的“私房话”，这些话显然不能说给高洪波听，更不能说给媒体听，这就是他在跟足协工作人员茶余饭后的闲聊。后来国足2比1赢了越南，还有工作人员介绍这段谈话时说，“本来看完比赛还想周一听听南头聊呢，结果出事了”。
最后一场比赛是安排国奥队
在周五上午，南勇在办公室里给国奥队安排了一场比赛。今年国奥队组建后，由于同龄年龄段的国字号队伍都还没有组建，为国奥队寻找热身对手非常困难，为此他通过关系，找到了韩国足协，给国奥队在4月20日找到了一场比赛，对手也是韩国国奥队。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南勇联系比赛后既没有通知国家队方面，也没有通知联赛部方面，为此结果20日高洪波正好到足协想找南勇做总结，他听说此事后，只能找到相关人员打听，“怎么4月20日给国奥队安排了比赛，还没给国家队安排比赛”？高洪波也想利用联赛的空隙找比赛，但足协为什么一直没有给他更具体的答复。南勇在足协内部具体负责的一项具体业务就是国家队和国奥队，他不仅要为组队奔忙，还要给国家队和国奥队联系比赛，这让他非常忙碌，但是或许正因为是以足管中心一把手来主抓球队，他在做决定时，没有通报给下属和相关部门，这让相关人员都十分为难。
最后一项政策措施
南勇在足协内部会议上，曾做了一个年度计划，2009年底南勇还有四件事要办。在足代会召开的同时，还在忙碌于三件对中国足球有深远影响的大事，一件是制定中超准入标准，另一件则是推行足协内部机构改革，第三件就是秘密进行之中的售卖香河基地。这都是南勇极力想促成的事情，做成了将给中国足协打上南勇的烙印，对未来中国足球的发展也是极其有影响的。
中超准入标准的修改最早是崔大林提出的，崔大林布置南勇对修改草案的程序和进程进行了安排和布置，首先是要求准入制度的修改要听取各方意见，其次要尽快拿出草案上报总局。根据崔大林的布置，南勇主持会议修改“中超18条”，最后扩写成了54条，并最终连名字都改成了《中国足球职业俱乐部标准》。据了解，当足协相关人员把扩写成三倍的厚厚一叠文件放在南勇跟前时，他还调侃说：“看到这份文件，我眼前一亮。”
在昆明中超委员会会议完成对准入制度的征求意见后，南勇开始实施酝酿已久的机构改革，在南勇的初稿中，他的计划是重新设立“国家队办公室”，主管各级国字号队伍，以便各级国家队能够在统一的管理下运作；其次是设立“青少年委员会”，把部分青少部和校园足球的业务放在该委员会，并由教育部和总局的相关领导共同管理；再次把中超业务划归中超公司。但是机构改革的设置牵扯的面太广，甚至不是他能够决定的。首先需要经过部门协调，毕竟会涉及部门利益，会有一些不满甚至争执，这些机构调整对多年的足协工作来说甚至是革命性的，最后根据程序还要经过总局的审批，这给了他的工作很大难度，作为一个掌门人跨出这一步就必须面对，只是他还能完成吗。
另外南勇的另一个想法就是要售卖香河基地，他已经在多个场合表达过这一意见。现在香河基地每年都要足协投入资金维持运转，特别是场地养护每天都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而在香河基地需要打理和养护的足球场就有6块，还不包括室内设施、人工等等，这让足协感到了财务上的困难，南勇因此意欲以售卖或者共同管理的方式来经营，以期扭亏为盈，他甚至联系了房地产商，现在可能会缓一缓了吧。
南勇疑似三宗罪
记者贾蕾仕北京报道 在南勇被相关部门带走之后，他因为何事被带走便成为外界猜测的焦点。据熟悉南勇的足协工作人员私下分析，南勇被带走的原因可能有三个，但其中爱福克斯的事情是最关键的因素。“这是南勇目前的一个硬伤”。
爱福克斯是否成硬伤？
据足协工作人员分析，南勇在被公安机关带走后，最有可能涉及的问题就是2006年，未能收回爱福克斯赞助中超的600万欧元，这份合同尽管当时被认为是谢亚龙负责，但是最终在提交法院时被曝光，代表足协的在这份合同上签字盖章的就是南勇，这个谈判过程都是南勇具体负责的。
签订合同后，直到2007年第二季，爱福克斯才将第一笔冠名费600万元人民币汇至中超公司，这也是爱福克斯付给中超公司的唯一一笔费用，余下的5千余万元一直未付。直到2008年9月1日做出起诉决定为止，已经为爱福克斯欠款一事开了三次主席办公会，这其中另有原因。
当时中超公司方面相关人员介绍，当时研究与爱福克斯打官司时，谢亚龙力主马上对簿公堂，提起诉讼。但是会上南勇以爱福克斯正在筹款为由，建议推迟打官司，为此两次上主席会议两次都被南勇以相同理由推迟。只是在第三次会议后，南勇同意打官司，不过当时他补充“如果打官司可能就要不回来钱了。”由于南勇是代表中超公司签订的合同，中超公司开始寻找律师开始诉讼，不过律师在与爱福克斯方面联系后建议：“爱福克斯方面还在筹钱，有自己的还款计划，不宜立即诉讼”。最后在主席办公会通过了打官司的提议后，最终还是推迟了两个月才递交诉讼状。
但是在提交官司时，律师又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在足协与爱福克斯签订合同之后，足协才与香港一家中介公司签订代理合同，为什么代理合同是在赞助合同之后签订的，这至今难以解开原因。
据悉，这个中介公司是一家体育经纪公司，在国内曾担任多个外教和队员的经纪，原中国队主教练阿里·汉也是由该公司经纪。但是现在因为爱福克斯的代理也无奈地反目成仇，曾经的合作伙伴也只能对簿公堂。可是在北京二中院的官司开打后，发现原来签订合同的代理公司已经转让过一次，新的公司随后也破产了。这导致这笔钱已经没有任何可能拿回来，这笔5400万元的巨额冠名费就这样消失了。
是否给天津联系阿里汉？
南勇在足协期间经历了好几个部门主管的轮换，曾两度主抓过俱乐部，但是他曾在今年留下了给天津泰达俱乐部介绍阿里·汉的疑问，虽然天津泰达俱乐部方面曾表示过这是无中生有的事情，但是外界媒体还是猜测其中还是有一定的瓜葛。
阿里·汉是南勇当初给国家队聘请的外教，当时的经纪人白川也是后来把爱福克斯介绍给中国足协的经纪，而阿里·汉去年到重庆力帆以及今年在天津泰达执教就自然会被认为是南勇的意见。当时被很多地方媒体曝光后，南勇没有出面澄清。甚至有些地方媒体也分析判断，由于运作外教如进入俱乐部会有一些佣金，这被认为是利益所在。这或许给南勇添了麻烦。
如何组织国家队组织比赛？
举办国家队的国际比赛历来都是很麻烦的事情，需要当地足协和赞助公司共同运作，但是之前必须经过中国足协授权，赛事的主办者必须是“中国足协”，而且要通过足协到FIFA备案，由于足协举办比赛还没有一个完善的程序，这让足协确定比赛地给外界有不透明的感觉。
过去盈方组织比赛时，大多放在广州，而且当时也会有很多地方单位提出了承办，但是被足协以场地、球迷等等种种理由拒绝，因此地方会员协会很多负责人也对足协提出异议，甚至有会员协会过激地表示“我们不塞钱就拿不到国家队比赛吗”。
但是足协方面也表示过自己的公平，足协曾为中国队参加2010年世界杯预选赛进行招标，其中有之前做了中国国家队大量比赛的广州市以及附近城市，但是最终却花落天津和昆明，这让广州和当时的盈方方面都感觉不满，盈方认为“我们签了合同但是足协才是最终决定者，我们根本没有作用。”尽管当时主管领导是谢亚龙，可是南勇也曾具体负责相关业务，这或许会让他受牵连，不过他应该能够解释清楚。
我的读后感 ：
一、我认为人类进步的力量在于批判，这次足协两巨头被带走，符合我们的常识，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大鱼不抓，江湖不平。其它行业同理。
二、刘晓新说当签版时看到这一幕幕新闻时，心里空荡荡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知识份子应该的心理状态，正如我们共同写作《中国足球内幕》时的状态，恻隐之心，悲悯之情，所以不要说我们借搞垮中国足球之机达到个人目的，这本书，这份报纸，没有个人目的，只有行业诉求和文化追真，其实南杨也不是原罪，原罪是这个反智的管理机制，理解的人自然理解，不理解的人继续傻逼。
三、 独自行走在北京寒冷的大街上，接到《南方周末》夏榆的短信，说采访我的稿子已成，另外《南都人物周刊》和《南方人物周刊》对我的人物专访接近尾声，不知是否可以正常刊登，我突然很想感谢新浪的陈彤、新周刊的封新城，足球报的谢弈和刘晓新和全体同仁，黄健翔、郝洪军、韩寒、易中天、术术、小党、齐海啸、谭飞、张小波、所有鹏友会成员……等等人，是他们，让我从一个足球记者成为一个自由的知识份子，从球评人转型到杂文写作者、小说家，两年被评为《新周刊》新锐力量，去年成为最佳年度博客，我很感恩。
四、感恩我妈，我女人，不要哭了，就当过去十几天发生的一切，只是一场戏。向你们深鞠一躬，向坏人竖起中指。
五、我想睡觉。此时，泪流满面。
PS：足球报国内主编李璇要求我早上九点后才能将文章贴上博客，我理解这是报社起码的商业保护，但我实在忍不住了，忍不住了，提前贴在这里，请报社同仁理解我的急迫，我保证下次不会破坏规矩了。另，请看了我博客的人自发去买一份《足球》报以示对一份说人话的报纸的支持，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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